條等，則絕不能讓。在其後歷時四個月的談判中，外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和駐日公使陸宗輿等，受盡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協情形的菖汝霖，也是激憤之情溢於言表‘。
以四個月的抗爭，加上輿論的壓力，日本放棄了’二十一條’中最兇殘的要求，和中國簽訂了《中日新約》九條和關於山東問題的條約。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簽訂的新約做比較，就會發現其中的天壤之別。在日方的檔案中，這是一場失敗的交涉，日本外務大臣因此辭職。當然，新約也有對中國大不利的條約，但日本要滅亡中國的目的終究沒有達到。
相反，孫中山在護法運動失敗後，長期尋求軍閥對他的支援以失敗告終後，轉而向日本提出割讓滿洲，海南島，組織國民革命軍由日本軍官帶領，出讓全國的警察管轄權和稅務權，以換得日本派兵出戰，後來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內蒙也不要了。這些權益是袁大總統也不敢讓的，但孫某人卻做到了！”
高飛咳嗽了聲，讓茅秉才先出去，關好門：“晉康先生現在盡講無妨。
“常某哪怕因為這些話而獲罪，也是要講出來的。“常言意似乎根本就不怕什麼：“我等所說自滿清被推翻之後中國之外交，無非大多集中於廣州、武漢到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被視為革命的對立面，外交上縱使有零星的優異表現，也因政治不正確而遭到忽視與扭曲。獨尊7革命’，在非常時期或有其必要，但數十年來成為常態，窄化了我們視野，導致中國外交史，不注重外交常規之交涉談判，只注重宣揚。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高將軍，北洋是一個被醜化的時代和力量。中國要往上走，是可以從北洋時代得到啟發的。那時雖然軍閥混戰，但彼此之間還是有道義上的約束，不會趕盡殺絕；北洋內部派系林立，輪流執政，這對今天的政治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