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都順著皇太子的心意。當時朱國弼就有種不好的預感，但是想想這種事難道能逃得脫麼？索性硬起頭皮跟著進來，看皇太子擺的什麼鴻門宴。
誰知道皇太子這邊只有“鴻門”沒有“宴”，也虧得有王之心的提前預警，讓他有了心理準備。
雖然有了這樣的準備，但走到了案几前面，朱國弼還是有些膽怯。自家的家產到底有多少，他並非不知道，但是全都寫下來麼？若是皇太子按圖索驥，豈不是一窩端了？
不過皇太子終究是一國儲君，總不會做出這等明火執仗的事來吧。
“爾等當好生寫全嘍，切莫做出欺君罔上的事來。”王之心不知何時已經走到了圈子裡，對幾個跟朱國弼一起服軟的貴戚說著。旋即又看了一眼那些呆呆站在原地，只是哭喊不肯動彈的貴戚。
朱慈烺朝王之心招了招手。
王之心快步上前，附耳過去。
“魏國公站在那邊，其他人勢必是不會動的。”朱慈烺低聲道：“宣佈他的罪狀吧。”
王之心躬了躬身，從自己捧來的簿冊上取過一本。
封面的左下角上寫了“魏國”兩字，翻開之後卻是魏國公全族觸犯國法的記錄。
其中證據最為詳實的並非欺男霸女——以徐家的家勢，也的確無須做這種事——而是高利借貸，盤剝小民。
正是這回的江南之行，讓朱慈烺發現了另一個自己長久以來的誤區。
因為歷史課本的教育，朱慈烺相信土地兼併以及地主將搜刮來的銀兩再次投入土地，這才是明朝未能發育出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
實際上真的切入這個社會之後，他卻發現土地兼併的問題只是國家財政受到損失，百姓其實是獲利的——否則也就沒人肯詭寄別人名下了。正是因為朝廷正稅、賦役的壓力比投名詭寄要重太多，才造成了這種非法兼併。
真正影響社會生產發展的卻是高利貸。
明朝並沒有專門的放貸機構，至於傳說中的票號，那是顧炎武和傅山為了反清籌款才發明出來的商業模式。
目前放貸多是聲譽顯著的大商戶和大家族，他們將獲取的利潤投入貸款市場，以高息收回，本身沒有進行生產工具的改造，對生產力沒有推動，同時又剝削了其借貸者的再生產能力。
《大明律》規定民間放貸利息不過三分，同時是不論年月，只能一本一利，利息不能計入本金再取利息。而後來富家借貸，多取複利，所謂“利滾利”者。再後來朝廷為了禁止這種複利盤削，規定“不拘年月，利息不得逾本金之半”，但這種缺乏金融控制力的法例顯然沒能發揮作用。
若有人按照月息三分，也就是百分之三的利率放貸，已經是悲天憫人的大善人了。絕大多數高利貸者都超過了“三分”這個限度，蘇州甚至出現過兩石本金，而月息就取了一石的超高利率。
而明朝高利貸的普及程度之廣，卻是從官員到百姓無有不涉及的。這次所有被東廠查出觸犯國法的勳戚，無一不在這高利盤削問題上犯有重罪。（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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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三 旌旗十萬斬閻羅（19）
“殿下若是以此罪我等，恐怕天下並無無罪之人！”魏國公並不服氣，這位徐達的後人哭得脖子發紅，以演藝出來的哀傷遮掩憤怒的本質。
“沒事，我先誅首惡，再論其從，寬宥無知罪輕的庶民，這也是祖宗好生之德。”朱慈烺道：“若是國公以為高利貸還不足以讓世人心服口服，那麼蓄養家丁死士，這就足夠了吧？”
大明允許奴僕的存在，但不允許家丁的存在。有時候其中界限很難劃清，因為家丁也常做奴僕的事，甚至還要擔負農業勞動。如果硬要找出個標準，那麼勉強可以用軍籍來區別家丁與奴僕。
無論是地方衛所還是京營之中，服役的軍人首先都在軍籍。嘉靖以後的募兵制大行其道，正是軍籍軍人不堪用，不夠用的問題。
不堪用是因為沒有操練。這些軍人不操練又在幹什麼呢？答案很簡單，在為軍官幹私活，當家奴。
不夠用是因為人不在了。軍戶是世襲制度，父祖在籍則子孫都在籍，以開枝散葉來說，只會人滿為患，為何會發生人數縮減的事？答案是衛所、京營的軍官將領將軍戶視作自家奴僕，直接拉跑了。
這些軍戶服從度高，地方衙門管不著，戶籍直接歸屬於衛所、都司、五軍都督府這一系統，屬於免費的人力資源。像魏國公這樣每代都有人出領督府，提督京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