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違背了這個標準” 。
啟蒙者的張揚與困惑（2）
《少年世界》發刊詞：“我們以為改造中國——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應有三種的步驟：第一步，本科學的精神，研究現代思潮，使中國人對現代思潮的趨勢有一個明確的觀念。第二步，詳細記載由現代思潮演成的事實，給中國人一種更深的刺激。第三步，根據思潮和事實的趨勢，草一個具體的改造中國的方案” 。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們在尋找救國救民道路，進行思想啟蒙以求改造社會的歷程中，碰到的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如何發動民眾？一部分知識分子很早就感受到這個問題，並多次提醒大家注意。1904年5月，《東方雜誌》發表《論中國改革之難》一文，指出：“中國號稱四萬萬人，其能就學者，極多至四千萬止矣。此四千萬人，即能就學，即能深知改革之善，而其餘十分之九之人，皆未受教育之益，即於中國今日必當改革之故，不能有所體會。則彼少數之人，豈能強此多數不學之人，使之服從於改革之令，而無所捍格”？ 。到“五四”運動時期，《少年》雜誌更是進一步提出：“解決中國問題必須瞭解中國。要了解中國，縱的須明白中國的歷史，橫的須明白中國社會情形” 。張東蓀等主編的《解放與改造》雜誌，載《農民解放與平民銀行》一文認為：在農業國裡，勞動階級的主要成分是農民，運動的中心應當在鄉村，所以中國勞動問題的中心當然是農民問題 。《國民》雜誌則提出：“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大聯合，是……解除社會上種種糾紛的根本辦法” 。1919年2月，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撰寫《青年與農村》一文，明確提出：“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主體不解放”，“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 。
然而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面對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思想認識上的巨大差距，面對社會上出現的“你們讀書人，都是白吃閒飯”的輿論衝擊，自己在理論上缺乏科學的認識，在實際上缺乏解決矛盾的辦法，從而陷入困惑之中，產生了一種自責心理、懺悔情緒。如有的說：“我想我這拿筆在白紙上寫黑字的人，夠不上叫勞工。我不敢說違心話，我還是穿著長衫在，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並沒有長起很厚的皮，所以我還不是一個勞工”，甚至痛罵自己是“社會上一個寄生蟲” 。有的鼓吹起“教育無用論”，如說：“唸書人是什麼東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無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種社會蠹民？”。“號稱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請問回到家裡抗（扛）得起鋤，拿得起斧子、鑿子，擎得起算盤的可有幾人，……若是這幾件事情都回答道不能，我們就可以明白，我們雖然受了十幾年教育，依然是無用的人”，“有用的分子都沒有受過教育，受過教育的都是無用的人” 。這種說法誇大了知識分子的某些弱點，並且把是否會幹農家活兒做為衡量社會上一切人有用與無用的唯一標準。除了幹農家活兒，一切知識都是無用的。更有甚者，提出消滅知識階級，在知識上搞平均主義，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他們說：“我們如其急急於倒強權，倒私有財產制，不如急急於化除知識分子。如果世界上各個人的知識都在一個水平面上，那其他一切階級問題，不待解決自然就解決了” 。這簡直是把知識分子做為社會革命的“頭號敵人”了。
應當指出，“五四”時期在一部分人中產生的貶低知識分子，敵視知識分子傾向，以及許多知識分子自身懷有的困惑情緒、懺悔情緒和自責心理，這兩種情況，做為潛流，在此後大半個世紀的歷史程序中，始終存在著。特別是隨著工農運動的興起和一部分激進的知識分子轉化為政治家，使這一潛流變為“洪流”，且幾度氾濫成災。以知識分子為異己力量，大整知識分子的潮起潮落中，許多知識分子卻能以原罪的心理，心甘情願的接受種種“考驗”。這大概也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比西方知識分子不同的一個特色吧，他們不是軟弱和愚昧，而是由於中國社會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城市與鄉村巨大的差別的國情，而產生的愛國情結轉化為困惑與自責心理所至。
創造神話的第一代革命知識分子（1）
中國革命的第一代知識分子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包括早期留學日本的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李漢俊等；五四時期的大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張國燾、毛澤東、鄧中夏等；旅歐留學生蔡和森、周恩來、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