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李提摩太講，他在報上所發表的文章有一半以上都為當時中國國內各報紙所轉載過。他的著作《時事新論》和林樂知的《中西關係略論》，幾乎是當時談洋務、講維新的人所家喻戶曉的。“這些外國侵略分子對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知識是十分淺薄的，……由於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多半沒有受過系統的資產階級學術訓練，不容易直接從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著作中吸取所需要的理論觀點。相比之下，倒是這些外國侵略分子所介紹的零散的、淺薄的知識，還較容易為他們所理論和吸收” 。思想淺薄，缺少現實的深厚根基，缺乏理論的力度，是構成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軟弱性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是新興資產階級對近代知識分子提倡改革、推動現代化的政治態度，各不相同。中國較早的和較大的企業，除外資創辦者外，許多都是由大官僚們首先著手經辦的，他們經濟實力強，政治勢力大，如對10個紡紗廠的創辦人的調查，能查出身份的有9人，7人是現任官僚和退職官僚，包括當朝宰相、頭號大官僚李鴻章，這些人雖然也贊成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但積極維護君主專制制度，反對搞君主立憲，不贊成政治體制的改革。另一部分民辦企業家發展較晚，再加上受到“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控制，其經濟實力和政治勢力都遠不如官僚資本。以近代著名的資本家張謇為例，他自己沒多少資本，所創辦的南通大生紗廠主要得到了兩江官方（主要是劉坤一）的支援。又由於同封建勢力有著密切聯絡，其企業才得以較為迅速的發展。這就決定張謇雖有改革要求，卻對封建勢力表現出更大的妥協性和保守性。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動變法維新運動時，張謇雖然也是知識分子出身，卻不肯積極參加變法活動，並且一再勸康、梁“勿輕舉” 。至於民辦企業家的中下層，處境更為艱難，其態度顯得十分無奈。《徐愚齋自述年譜》的作者徐潤評說道：“＇官方經理＇有強權而無公理，何以服人……餘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勢，無可如何，只可隨眾而已” 。因此，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推動政治改革、呼喚現代化的活動，很難得到正在形成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有力支援。
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於貧窮落後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中。在中國近代史上，雖然也表現出反抗和鬥爭精神，如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但具有濃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盲動性、保守性。太平天國的“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種，有飯同食，有衣同衣，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天朝田畝制度》）的平均主義綱領和義和團盲目排外的“保清滅洋”口號，更能激起廣大農民的情緒，他們對知識分子宣傳的政治改革和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則一時還感到距離太遠，十分陌生。再加上知識分子個體腦力勞動所固有的傳統弱點，自命清高，輕視實踐，輕視群眾，更加深了與農民群眾的隔閡。使得知識分子的學術活動和政治活動，很難得到廣大農民的認同和支援。著名作家魯迅在其小說《藥》中，曾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清朝末年，一個知識分子為革命英勇奮鬥，最後被統治者殺害。面對革命者的壯烈犧牲，許多群眾持冷眼旁觀的麻木態度，有的還議論：“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嗎？”“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牢裡，還要勸牢頭造反”……。一個農民為封建迷信思想所驅使，競用熱饅頭去蘸烈士的鮮血，做為兒子治療肺癆病的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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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東方的亞當夏娃重寫出生證（5）
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各階級、階層狀況，以及知識分子本身固有的傳統弱點，使得他們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和實現現代化，初登政治舞臺，就塗上一層濃濃的悲劇色彩。著名的知識分子譚嗣同，為變法維新而血灑京城時，慨嘆：“有心殺賊，無力迴天”。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為悼念犧牲的戰友劉道一賦詩云：“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尚餘遺業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
從康有為看近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1）
初登歷史舞臺的近代知識分子們，成立“強學會”、“保國會”等各種組織，在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而又面臨重重危機的中國，第一次高揚自由、平等、民權、立憲的旗幟，大力宣傳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發動了戊戌變法維新運動，推動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他們之中產生了一批叱吒風雲、永垂青史的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等。然而歷史給予他們的機遇並不算長，其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