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蔡元培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透過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提出：“現在學生方面最要緊的是專心研究學問，試問現在一切政治社會的大問題，沒有學問，怎樣解決？有了學問還恐怕解決不了嗎？” 。因此，主張“教育救國”。蔡元培和胡適有所不同：1、他充分肯定了學生運動的社會價值和對學生自身成長的重要意義，認為：“一年以來，因為學生有了這種運動，各界人士也都漸漸知道注意國家的重要問題，這個影響實在不小”，學生們透過“努力實行社會服務，……和平民社會直接接觸，更是增進閱歷的一個好機會” ，2、他並不認同“鑽故紙堆”的做法，而是強調學術和知識的應用，認為：“學與術可分為二個名詞，學為學理，
術為應用”，“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本，兩者並進始可” 。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楊杏佛，對“教育救國論”者“鄙視政治運動而不為”的弱點，做了重要補充。他一方面肯定：“中國尚文，當政治汙濁之際，士常能以氣節文章左右風氣，挽回劫運”，稱讚蔡元培面對腐敗政府“一怒出都，以不合作主義為國人倡”；另一方面指出：“欲貫徹教育之主張，必先有政治修明之國家”，因此，“學者生當亂世，自當以救國救世為先勇”，他讚揚大科學家美國的佛蘭克林和法國的拉瓦謝非，一個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功臣，一個是法國大革命的烈士 。
被稱為“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的著名學者丁文江，對政治的態度則與胡適、蔡元培不同，他是自然科學家，也是人文學家和“學術界的政治家”。在努力研究地質科學的同時，積極參與創辦評論政治的週報——《努力週報》，抨擊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國時政，和胡適等人一起鼓吹“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張，發起了由眾多學者參加的近代史上有名的“玄學與科學”的大辯論，宣傳“科學的知識論”，“今日最大的責任與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他認定“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批評胡適：“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丁文江對蘇俄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態度是矛盾的，有些看法入木三分，並且具有相當的預見性，現舉數例：
丁文江言論之一：
“我少年時曾在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讀過書。一年以前我又曾
跑到德意志、蘇俄參觀過的。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裡我曾問我
自己：‘何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願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
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
還是願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毫不遲疑的答
道：‘蘇俄的地質技師！’”。——這段話摘自《再論民治與獨裁》一文，
從中可以看出，丁文江的政治裡，愛國主義甚於意識形態的選擇。
丁文江言論之二：
“我一方面相信人類的天賦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會的待
遇（物質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懸殊。不然社會的秩序是不能安寧的。
近年來蘇俄的口號：‘各人盡其所長來服務於社會，各人視其所需來
取償於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目標”，“然則我何以不是共產黨的黨員？
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徑——尤其不相信有什麼‘歷史的論理’
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環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同樣的方式。第
二我不相信人類的進步除去了長期繼續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徑。所
以我儘管同情於共產主義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贊成共產黨式
的革命”。——這段話摘自《我的信仰》一文，表明丁文江的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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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者對五四運動的反思（3）
想是實現“各盡所長”、“按需取償”的社會，然而他不贊成暴力革命
是實現理想社會的唯一途徑，尤其不贊成只有蘇俄一種模式，不贊成
過分誇大暴力革命在歷史進步中所起的作用。
丁文江言論之三：
“我也不是迷信獨裁製的。在現代社會中實行獨裁的首領責任太
重了。任何富於天才的人都很難稱職。何況這種制度的流弊太明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