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工作。1951年《中蘇友好協會介紹》一文說：兩年來“出版了五百種以上的宣傳中蘇友好，學習蘇聯的書籍和小冊子。去年一年，全國各地翻譯和出版了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和蘇聯哲學、文藝作品等共六百九十多種”105，1951年“國營影片廠共出產故事片二十六部”，“翻譯蘇聯故事片四十三部”106。又據國外有關專家統計，“1954年到1957年之間出版的中國書籍中，譯自俄文的書籍佔了38％到45％，而其他語種的譯著只佔3％到6％。到1956年，譯成中文的俄文教科書約為1400種，其中包括一些小學和中學的教科書，……數學、物理、化學等方面的書尤其如此。各種程度的歷史、政治和經濟教科書的內容也都自然而然地按新的社會主義傾向和親蘇傾向做了修改。在中學和高等院校，俄語教學取代了英語教學”107。以清華大學為例，“全校課程一百零七種中除了少數七種外，都已全部或大部採用了蘇聯教材，新的教材中強烈地貫穿著政治思想性，每一章裡都貫穿著蘇聯的偉大成就與對科學的貢獻，堅決地用唯物主義和觀點批判唯心論的觀點”108。不但如此，連高等院校的組織形式、教學方法、考試方法等，也一律按蘇聯的模式加以改造。
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也效法蘇聯的辦法，成立各種協會，如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簡稱“全國文聯”），“文聯”下又設作家協會、戲劇家協會等，把分散的、自由職業的文學家、藝術家、社會科學家，納入各種協會，由國家統一發工資，並負責為他們準備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統一管理專家學者和藝術家們的思想和學習，統一佈置各種任務，統一領導和規劃研究課題。在思想上明顯的存在著一種傾向：認為只有蘇聯的社會科學理論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資產階級社會里沒有社會科學可言。因為那些過去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社會科學要從頭創造，沒有可繼承的，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對舊社會科學不是改造，而是取消”109。因此，有的學科如社會學、法律學和政治學以及研究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情況、政治制度、國際關係、國際法等都被取消，研究這些學科的學者則改行做別的事去了。
這一時期，蘇聯發生的學術鬥爭直接波及到中國。40年代的蘇聯在生物遺傳學方面，曾發生過一場“米丘林學派”與“摩爾根學派”的激烈鬥爭。受官方支援的生物學家李森科講過一句著名的話：“階級敵人永遠是階級敵人，不管他是科學家或者不是科學家”，他認為摩爾根遺傳學說是“反動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米丘林學說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米丘林方向是唯一的科學方向”，隨著對摩爾根學說大張旗鼓的批判，蘇聯政府在行政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高等學校開除了一批反對李森科觀點的教授、講師；關閉摩爾根學派的實驗室；取消摩爾根學派在大學的課程；銷燬一批有關書籍；凡不同意李森科觀點的幹部都被撤職，甚至失業丟了飯碗。50年代隨著“向蘇聯學習”的潮流，這一斗爭也傳到了中國。中央###提出：“堅持米丘林方向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標誌”，《人民日報》發表《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的官方文章，號召對摩爾根學說進行徹底的系統的批判。要求用米丘林生物科學“徹底改造生態學、細胞學、胚胎學、微生物學……等生物科學部門”。這一斗爭也使我國的許多生物學家、遺傳學者受到批判，以至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一傾向雖然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批評，但批判摩爾根學說帶來的影響，卻連綿不絕。1952年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許多教師都檢查了自己對待學習蘇聯科學的態度，……使米丘林學說首先在政治上佔了上峰”。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又有《粉碎右派陰謀，堅決學習蘇聯先進農業科學經驗》的檄文張目，直到1960年，還有人提出：“相信摩爾根就是拒絕世界觀的改造，就是要不要毛澤東思想作指導”110。
蘇聯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中國（2）
建國初期在自己毫無經驗，又受到英、美等國封鎖的情況下，提出“向蘇聯學習”的口號有它積極作用的一方面，如引進了一些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一定程度的宣傳和普及了馬克思主義的常識；蘇聯文學和電影塑造的人物形象對廣大青少年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保爾·柯察金、青年近衛軍、馬特洛索夫、丹娘、夏伯陽等英雄形象，激勵了一代人。然而，由於蘇聯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發展本身存在著缺陷（如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