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以來，尤其如此”，“黨的領導一般對他們比對蘇聯社會的其他階層較為優待。許多知識分子享有較普通公民為高的收入、生活水平和更大的名聲。在黨內，知識分子也比工人或農民佔有更大的比例”97。然而，對知識分子的極端不信任，是斯大林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在使用知識分子的同時，時刻防範他們的“越軌”言行。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在和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中說：“決不能低估技術知識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我們知道，他們既能為非作歹，又能創造‘奇蹟’。……難道能夠從技術知識分子中找到很多決心跟資產階級世界觀決裂而獻身於社會改造的人嗎？”98。為此，對知識分子採取了嚴格的限制措施，如“對利用外國書籍和其他出版物的限制，對社會科學家執行得最嚴格”，“圖書館，藏有內容廣泛的各種國外資料，但是大部分都放在‘特別保藏’的書架上。每次要用這些特別保管的材料時，都必須憑專門的書面許可證來借，而且必須在專闢的閱覽室裡閱讀”99。訂立了嚴格的檢查制度，連數學（控制論）、化學、物理、天文方面的書籍、論文，也必須經過有關部門的檢查和批允，才能出版。一些科學如遺傳學、控制論、優生學、應用心理學等，被明令禁止研究。文藝方面更是如此，1936—1937年上演的19個新劇中，就有10個被禁演，其中包括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作曲的巴蕾舞劇《晶瑩的溪水》，併為此關閉了10個劇院。
不少知識分子感到命運琢磨不定，社會好象存在著一張無形的弓，“在這弓裡邊是被捧得天花亂墜的”，“昨天的朋友如果跨到這神秘的弓弦之外，那麼他馬上就變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100。如1929年烏克蘭進行了對“烏克蘭解放聯盟”的公開審判，一批歷史學家被指控為推行和保護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文化。1930年宣佈發現新的反革命組織——“勞動農民黨”，有關經濟學家和農學家受審判時，被指控的罪行是反對草田輪作制。1930年11月，又發生“工業黨”事件，涉及約2000人，主要是高階技術知識分子。1930年公佈的《透過暗害活動進行階級鬥爭》和1931年公佈的《工業黨案件的總結和教訓》宣佈：“應該無條件地認為舊工程師中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是有反革命情緒的”101。1936年夏，莫斯科數學學派的創始人H·H·盧津“被宣佈為整個數學戰線上的‘黑幫分子’、‘反革命’和‘暗害者’，整個莫斯科數學學派被宣佈為反動的和資產階級的”102。連斯大林的哲學輔導老師，曾幫助斯大林解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和黑格爾的《邏輯學》、《精神現象學》的著名哲學家揚·斯特恩，也被開除黨籍，流放到阿克莫林斯克，1937年被害死於獄中。隨著迫害知識分子的事件不斷髮生，斯大林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認識，也荒謬到無以復加的程度，1929年4月蘇共中央全會上，斯大林竟然宣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暗害活動是抵抗社會主義發展的最危險的形式之一”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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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文化模式”的三個特點（3）
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強調長官意志、絕對服從、高度一致。知識的存在與發展以及知識分子的工作方式，則需要獨立的思考（靠人云亦云獲得不了知識），平等的地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民主的氣氛（否則，無法討論和研究學術），一定的自由度（學術和藝術的發展，要求百花齊放，有個性，反對單一化）。這些和高度集權的體制不能不相互牴觸，當權者由此產生對知識分子使用而又不信任的矛盾心理是合乎邏輯的。可以說，“胡蘿蔔加大棒”的知識分子政策，是高度集權體制的必然產物。至於沿著這一政策走多遠，則和領導人的狀況有著直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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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中國（1）
2003/5/15—6/1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曾提出“向蘇聯學習”。“技術一邊倒”的響亮口號，1951年10月發表的《慶祝蘇聯十月革命三十四週年，加強中蘇人民的友好團結》一文指出：“蘇聯的無比強大和無比幸福，證明了十月革命所指出的道路是全世界人民求得完全解放和幸福的正確道路，證明了社會的無比優越性”，“我們要進一步學習蘇聯建設的先進經驗，徹底打破保守思想，特別是‘英美第一’的錯誤思想”104。
在文化方面，據有關資料統計，50年代中國有萬科學家、技術人員、教師、學生和工人到蘇聯學習、進修，有1萬名蘇聯的專家、顧問和教師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