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明治維新也起了促進作用。梁啟超在其《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勢》中介紹了這一歷史情況：“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此書所刺激，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
另一位著名知識分子鄭觀應（1842—1922），從19世紀70年代起，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表達了強烈熾熱的愛國圖強思想。我們從他的文章題目即可領略一斑：《論吏治》、《論練兵》、《論水師》、《論商務》、《論稅務》、、《論交涉》、《論船政》、《論邊防》、《論傳教》、《論機器》等等。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引起普遍的注意，直到若干年後，青年毛澤東也是這本書的熱心讀者，並點燃起他的救國救民之情。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為東方的亞當夏娃重寫出生證（2）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發動的維新運動，標誌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正式以群體形式走上政治舞臺，變法失敗以後，不少知識分子摒棄改良主義，積極投入軍事和革命活動，到辛亥革命前，“秀才當兵，已成普遍現象”，辛亥革命參加者張難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中說：“庚子以後，士人多投筆從戎，不以倉頭為恥，甚至累年不遷，亦安之若素。遇有風潮，則易名再入他營。極少以從軍為終南捷徑，借吾黨勢謀飛騰者。所以無營不有知識分子，……不數年間，竟將政府之軍隊，於不知不覺中盡變為吾黨之勢力”（該書第234頁）。據統計，1905年至1907年加入同盟會的會員，出身可考者有379人，其中學生354人，佔93％以上。
3、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產生於各種新式學校中，具有較強的自主意識和朝前意識。
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式學校的出現，使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擺脫了“讀書——科考——做官”的獨木橋，人生之路變得開闊了，許多人開始從事各種自由職業，如教員、編輯、記者、自由投稿人、工程師、醫生等等，人們的命運不再一切由統治者的意志決定，自主意識逐漸增強了。新式學校的學生，擺脫了科舉制度造成的知識結構凝固化，知識陳舊、視野狹窄的缺陷，學習西方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開擴了視野，活躍了思想，不少人具備了朝前意識。從19世紀下半期到20世紀20年代，形成一個各種思想十分活躍，也可以說是新的“百家爭鳴”的局面，並且湧現出一大批著名的學者和思想家，為後人留下豐富的思想遺產。這裡介紹幾則前人談獨立思考和思想解放的言論，即使近一個世紀以後的今天，讀起來也還是具有強烈的震撼力和深邃的啟迪力。
梁啟超《思想解放》一文摘錄：
“倘若拿一個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範圍一世人心，無論其人為
今人為古人，為凡人為聖人，無論他的思想好不好，總之是將別人的
創造力抹殺，將社會的進步勒令停止了”。
“我中國千餘年來，學術所以衰落，進步所以停頓，都是為此。
有人說，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變了離經叛道。我說，這個全屬杞
憂。若使不是經不是道，離他叛他不是應該嗎？若使果是經果是道，
那麼，俗話說得好：‘真金不怕紅爐火’，……經一番刮垢磨光，越發
顯出他真價。倘若對於某家學說不許人批評，倒象是這家學說經不起
批評了”。
“因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愛說抉破藩籬的話，有時也說得
太過，那些壞人就斷章取義，拿些話頭做護身符，公然作起惡來。須
知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為他本來是滿腔罪惡，從前卻隱藏
掩飾起來，如今索性盡情暴露，落得個與眾共棄，還不是於社會有益
嗎？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處，並無壞處。我苦口諄勸那些關心世道人
心的大君子，不必反對這個潮流吧”。
陳獨秀：《敬告青年》一文摘錄：
“國人而欲脫矇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
學與人權並重”，“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
今且日新月異，舉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
其得失從違；其效將使人間之思想云為，一遵理性，而迷信斬焉，而
無知妄作之風息焉”。
“各國之制度文物，形式雖不必盡同，但不思驅其國於危亡者，
其遵循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