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歲的席有生提到母親死亡的姿態和表情時，禁不住老淚縱橫， “我去收屍，怎麼也取不下她手上的籃子，也無法使她閉上眼。我知道，媽是放不下我爸我妹和我這一家人。她想用那點少得可憐的野菜解除飢餓對一家人的威脅， 死亡之神卻以這種方式宣佈她從生命的舞臺上出局……”
如今已年近六旬當時還不滿八歲的席宣花對母親的記憶已經十分朦朧，但她卻牢牢記住了母親死後的情景。
按家鄉的習俗，在外死去的人是不能進村的，席家只好在村外搭個棚將席王氏的屍體停在那裡。席宣花不知道媽媽已離開了他們，還天天去摸媽媽的臉，去拉媽媽起 來煮飯，說自己餓了。直到母親入葬那天，席宣花才突然明白了死的含義，她撲在媽媽的棺材上撕心裂肺地哭喊：“媽媽，別走呀！我餓，你走了誰給我們做飯 啊……”
母親去世後，席有生的婆姨謝翠花被推到了家庭主婦的位置。當時，剛滿20歲的謝翠花是一個漂亮、矜持、柔弱且極愛面子的少婦。不久，無米之炊的苦惱使她意 識到，當貧窮、飢餓時時相逼之時，人的尊嚴、人格和麵子也就不復存在了。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她不僅繼承了婆婆餓自己，顧家人的品質，而且，還毫不猶豫地 拿起討口的籃子和打狗棍，走家串戶地去乞討食物，用自己那瘦削的肩膀勇敢地承擔起了家庭的重擔。她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讓家裡人捱餓，更不能讓家裡人餓死。
每天天不亮，謝翠花就用小車推著一歲多的女兒英子去挖野菜，然後推著小車從冰上過黃河，到黃河西邊的賀蘭縣去討飯，中午前後，她準會回到家中用挖來的野菜 和討來的食品給一家人煮一鍋飯充飢。
後來，謝翠花東度黃河討飯的路也因政府要堵截逃亡的移民而被堵死了——1958年，難忍飢餓的移民們成群結隊地乘車逃往陝西，陝西的各級父母官們組成了由 某副省長和各縣縣委書記或縣長參加的工作組。他們守住車站碼頭，圍堵逃亡的移民，凡乘車者必須持“移民通行證”，沒有“通行證”，一律不準通行。工作組還 要求各鄉、村幹部和交通部門，不給移民開回陝的通行證，不賣給移民車票。沒有通行證，買不到車票移民們也要逃——黃河上的冰層成了飢餓移民“暗度陳倉”向 陝西逃亡的秘密通道。他們從黃河的冰上東度，然後順著原路繞道逃跑。或者從北邊進入茫茫內蒙沙漠，插山西太原，過潼關，然後回到庫區。逃亡，成了一股無法 阻擋的潮流。朝邑有個叫黨正華的，四年不到他竟然逃跑了八次，成了名副其實的“逃跑冠軍”。
這種局勢令陝西官員們非常頭疼和惱怒。他們開始組織人在黃河西邊堵截，凡冰層厚，過往人多的地方都派有工作組把守，凡是從河東陶樂方向來的人，不管你是討 飯的還是過路的，只要一聽是陝西口音就統統原路趕回。有兩次，謝翠花都被趕回河東，害得一家人餓了兩天。
11、“寧當庫區鬼，不做安區人”
“案子”發生在夜裡11點左右。
初秋的夜晚格外靜謐。澄縣劉家窪公社幹部劉松（化名）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抓住了！劉幹事，抓住了！”來人邊敲門邊興奮而又莫頭莫腦地報告著。
劉松在黑暗裡喝問：“誰呀！抓住了什麼？”
“劉幹事你忘了？我是梁洲大隊幹部楊兵（化名），你安排我們在地裡蹲守偷紅薯的，我們抓住了！現在已把人送到鄉上來了……”
劉松這才想起，六天前，自己包隊的梁洲大隊三隊集體地裡的紅薯被偷了好幾處。1960年的背景下，這顯然是“破壞農業生產的階級鬥爭新動向”。
公社領導評價“劉松同志階級鬥爭敏感性強”，工作中“敢幹敢鬥敢拼”。偷盜集體紅薯這種“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自然會引起駐該隊幹部劉松的注意，他親臨現場勘驗，瞭解情況，排查作案者……
劉松志在必得——參加工作後，儘管“階級鬥爭敏感性強”，工作中“敢幹敢鬥敢拼”，但因沒有太多業績，還是影響了提拔。所以，從接到報案後，劉松腦海裡馬上產生了鬥爭“靈感”：辦好此事，爭取進步！
六十年代初，具有劉松這種素質的幹部是很容易“進步”的——在破獲梁洲大隊三隊紅薯盜竊案不久，因“打擊盜竊活動”有功，劉松調任羅家窪公社治保主任。此後，劉“治保”“治理”自己轄下的移民更起勁了——為了讓一個叫李顯明的移民交代上訪的“罪行”，他採用“吊”、“抽”、“烤”等種種酷刑苦苦相逼。李顯明不堪折磨，投井而亡……
對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