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恢復。
第四天早上，34個彈盡糧絕的逃亡者終於走出了毛烏素沙漠。進入到花馬池縣後，馬少堂對大家說：“後邊的路程就只有靠討飯走完了。三十多人走在一起討不到 那麼多吃的，分開走吧。走山區，不要走交通線，更不要坐車，也許縣裡的幹部他們正張著網四處抓我們呢……”
馬少堂的決定顯然是正確的。在這段回家的路上，雖仍餓死了五人，但他分開逃亡的決定畢竟使大家免除了集體餓死的災難。
第七天，面容憔悴，形若乞丐的馬連保終於第一個回到了朝邑。當晚，在村、鄉幹部上門抓人時，他又成功逃脫，躲到山西芮城的一個磚廠打工。在馬連保後邊逃回 的那些先遣隊員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村、鄉幹部們“守株待兔”，逃亡者剛回家就一一全被抓獲送回寧夏陶樂。
8、“跳河無蓋，上吊給繩！”
馬連保最終也沒能“漏網”。他在山西打工三個月回家過年時被村幹部逮個正著。縣、鄉幹部恨得摩拳擦掌，“你他媽的，什麼共青團員？什麼黨的助手！還帶頭逃 跑！”
“開除你的團籍！”
“知不知道，你們開這個頭造成了多麼惡劣的影響和後果！”
影響的確惡劣——據朝邑縣1956年底那份“部分移民返朝邑情況”的報告稱：該縣首批遷寧夏陶樂縣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攔擋回260 人外，101人現無下落；其餘439人，“有的情緒不安，時有回朝邑想法……”
這種惡劣的影響和後果不僅僅在於先遣隊員的逃亡，逃亡對三門峽庫區及隨後即將開展的大規模遷移產生的“不良影響”也都是不可低估的。
1994年初，陝西五大才女之一的作家冷夢，用一個多月的時間驅車幾千裡，對三門峽庫區移民問題進行採訪後創作了中篇報告文學《黃河大移民》。她在文中這 樣記述了先遣隊員從寧夏逃回時的情形：
“當逃亡者面容憔悴，衣衫襤褸地出現在親人面前時，當他們聲淚俱下訴說著不得已喝尿、渴死又救活、沿途乞討等等死裡逃生的悲慘經歷時，親人們放聲大哭，母 親抱著兒子跑腫的腿，媳婦撫摩著丈夫磨破的腳掌，唏噓長嘆，潸然淚下。逃亡者最多的朝邑縣魯安村其情形尤為悲涼，46名形容枯槁的人被村民們團團圍住，如 同開群眾大會，村道上幾百名群眾不厭其煩地打聽著寧夏安置區的種種細節和逃跑的經歷，講的人邊講邊哭，聽的人邊聽邊哭，淚水淹沒了整個村莊，從中午一直持 續到第二天雄雞啼明。受難的‘英雄們’在接受父老鄉親一遍又一遍撫慰的同時，也把不安和前途多險、晦暗的陰影投在了人們心中……”
第二天，幾輛大車逶迤出村，去迎接尚在路途上的逃難者。風伯伯及相鄰的幾個村莊，社幹部經不住村民們的哭鬧，親自駕著大車，率領浩浩蕩蕩的車隊，遠途跋涉 去接本村移民。
情況還不止女作家描述的那麼簡單。逃亡者歸來後的慘況已使庫區那好不容易才發動起來的令人歡欣鼓舞的局面毀於瞬間，逃亡者聲淚俱下的訴說更是以“一言興 邦，一言喪邦”般的巨大力量摧毀著幹部們當初動員先遣隊遠遷西北高原時使用的宣傳“道具”，空前的信任危機迅速在庫區瀰漫開了。對幹部充滿仇視的人們把氣 都撒在了當初到寧夏考察後回來“謊報軍情”的鄉、村幹部身上。一群群老太婆老頭兒，吵吵嚷嚷，氣勢洶洶地找到鄉、村幹部，唾沫四濺地亂罵：
“你們考察回來說寧夏這好那好，現在怎麼不是那個樣了？你們說的那些話是不是放屁？”
“你們這些傷天害理的傢伙，把人騙到那拉屎不生蛆的地方可怎麼活呀？”
“騙子，你們坑死咱家娃了……”
捱了罵，幹部們還滿臉堆笑地給老人們賠不是——這不僅僅只是一個內疚者的面部表情，更不是幹部們胸懷大度——他們的忍讓是有原因的：按照陝西省“從生產出 發，照顧當地人民生產生活習慣，採取省內與省外，集體與分散相結合”的移民方針，庫區原計劃分兩期將28。7萬人遷出庫區。第一期從1956年至1960 年秋收前，將335米高程以下的村民全部遷移到寧夏，第二期從1960年到1961年底，將335米至338。5米高程內的移民遷移安置在省內。對於基層 的幹部們來說，沒有什麼事比動員這麼多人遷往它鄉更難了，也沒有什麼事比說服移民搬遷更傷腦筋了——經從寧夏跑回來的先遣隊員們一鬧騰，再動員庫區村民遷 走就更難了——畢竟，聲淚俱下的現身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