捲土重來。很快，渭北平原的渭南、蒲城、大荔等縣境內那幾大片滷泊灘和鹽鹼窪地出現的新的躁動——十多年了，安置在這一區域的五萬多原華陰灘移民一直忍受著苦澀的鹽鹼水和缺衣少糧的生活熬煎。1964年以來，王志義、苗福群、王福義等人在庫區颳起的返庫風暴也一次次勾起了五萬華陰人對故土的懷念，他們也曾積極捲入那洶湧的風暴，雖未進入風暴的中心，但遼闊的華陰灘也一次次灑下了他們在農場爭地奪糧時流下的血與淚。
王福義潰散的隊伍剛剛消逝在茫茫的蒲城塬上，華陰灘五萬移民的“司令”劉懷榮已開始醞釀下一場更大的返庫風暴。這種“醞釀”或者說“預謀”的決心是艱難的——“劉司令”生活的地方是中國，自古以來，這就是一個“官為本”的國家——無權無勢的人叫“布衣百姓”，百姓把自己叫“賤民”而稱官員為“父母官”，什麼“官尊民卑”，什麼“民心似鐵，官法如爐”，什麼“貧不與富鬥，民不與官鬥”，這些成語民諺無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善良的中國百姓。世世代代以耕種勞作為生的農民，心底裡更是懼怕政府，有著一種天生“良民”、“順民”的品德，只要有地種有飯吃，只要當官的不把他們逼到絕路，他們是萬萬不會“上梁山”的——即使是因政府幹部之錯，他們稍有“頂撞”，略有“抗旨不尊”，他們自己也會在一種大逆不道的負罪感下惶惶不可終日。所以，在中國，沒有——或者說很少有那種想和政府或願同官員作對的百姓，不進入生活的絕境，他們絕對沒有膽量和勇氣揭竿而起，不是非常原因，誰也會作國家的良民而決不去做政府的刁民。
何況，劉懷榮還不僅僅只是一個良民——當初，他領導下的義合鄉義升村三隊豐衣足食，富甲一方。政府修三門峽水庫要求“遷一家，保萬家”時，劉懷榮二話不說，未與家人商量就毫不猶豫地把全家11口人的名字全部報到了赴寧夏的先遣隊。他麾下的160多戶600餘眾也被他動員出了庫區。即使在安置區喝著不能喝的苦澀的鹽鹼水和令人作嘔的窖水，即使他的父母被餓死在遙遠的寧夏沙漠裡，他對政府、對國家的移民政策也沒有半點怨言。這種氣度，這種表現，不管是對國家對政府，還是對管理百姓的官員，劉懷榮無疑都應該算作一個標準的順民和良民……
要不是後來三門峽水庫高程的改變使庫區露出了那麼多誘人的土地，要不是部隊和省城的機關單位以國有所有制的名義併吞了移民集體所有制在庫區的那些土地，或者是安置區的糧夠吃，能解決飲用水問題，老社員能不歧視移民，或者是到庫區“拉吊莊”不老被追得雞飛狗跳，劉懷榮肯定會把這個順民和良民永遠當下去……
劉懷榮曾這樣告訴過記者：有時，我在想，假如僅僅只是自己失去了土地，只是自己過不下去，只是自己在安置區受歧視，那我也就認了。然而，關中東部幾十萬和自己一樣的農民都同樣喪失了土地，都同樣過不下去，都同樣在安置區受歧視，這就使人有些忍無可忍了。
這種移民背景下，“劉司令”身上那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古代義士秉性自然也就顯露了出來。
他覺得，忍無可忍，無需再忍，不“鬧”不行，就“鬧”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於是，他加入了“鬧返庫”的隊伍，站進了王志義、苗福群、王福義等被人視為“刁民”的行列。站在這個行列裡，劉懷榮頓生幾分“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壯和為民爭利的豪氣。他知道，這個行列裡的人，無論是怯懦的還是勇敢的，魯莽的還是工於心計的，輕率的還是深思熟慮的，無論過去是“良民”還是“刁民”，無論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是先進或落後，只要邁出這一步，即意味著自己已脫離了農家人恪守的“樂天知命”的舊有軌道，闖下了“犯上作亂”的彌天大禍。
然而，劉懷榮仍硬著頭皮往下走，走進離“良民”標準越來越遠的地方，走進他無法預知福禍吉凶的暴風雨中。
劉懷榮並沒有人云亦云地胡鬧。他始終把握一個原則：作為本來就熱愛國家、熱愛政府的移民，只以返庫和種地為目的，返庫中要“鬧”得有理有節，不違法違規。他知道：這返庫“鬧”得出了“界”，或超出了國家和政府容忍退讓的底線，就會有一柄達摩克斯利劍從天而降，就會有諸如“暴亂”、“顛覆國家政權”、“破壞社會治安”之類的罪名讓你去領受牢獄之災。
儘管後來他也沒能躲過那個“破壞社會治安”的罪名，但對各次返庫失敗教訓的吸取不僅使他避開了更多的罪名，而且也為移民最後成功返庫奠定了紮實的基礎——王志義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