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報》，創刊倒是比較早地。這刊物的名字頗有意思，“報”字既有報道之意。又含因果報應之意。乃是佛門創立的一份期刊，專門對信徒宣傳佛門宗旨。人們叫順了嘴。皆稱之為“報紙”。
報紙”之名由此而來，後來者多有仿效其意，將所辦刊物亦稱為某某報紙的。
因為盧鴻的這兩出戏曲太過火爆，那方外之人，僧道尼等，也多有觀看地。結果許多青年僧尼，因此愛慕俗世情緣，居然紛紛還俗，使得寺廟一下子都冷清了不少。更因盧鴻本來對佛門就不是很客氣，導致《因果報》對盧鴻大是不滿，攻擊得更是格外賣力。
《古風》和《因果報》地評論自然惹得眾多戲迷不滿。但按照大唐有關法令規定，二家刊物並沒有違法之處。因此眾多戲迷紛紛依託其他刊物投稿建言，對反對意見給予批駁。一時之間，硝煙迷漫，爭得天昏地暗。
現在只長安城中，各類期刊報紙怕不有十幾種。每天為了各種新聞訊息出臺評論，互相攻擊辯論，搞得不亦樂乎。前時經辯的風氣，在此又發揮了新地作用，一大批善於批評的專職文人大出風頭，開始嶄露頭角，成了職業的撰稿人。
就算是各大書院的學刊，也對戲曲等時下的潮流現象有所涉及。但學刊與報紙等有一個明顯的區別便是本身並不持觀點，同一學刊中的文章分別由不同的作者完成，而作者的觀點往往並不一致。甚至有時候，一本學刊中數位名儒觀點都有衝突。在士林看來，學刊這種超然、公正的立場才是真正的出版界的代表。
當然，要說到銷量，學刊是拍馬也追不上各類期刊報紙的。
對這種現象，朝廷上頗有爭論。有相當部分官員認為現在這種狀況不利於朝廷一統，似應加以約束。但以馬周、房玄齡為首的主要文官集團卻對此現象頗為支援，甚至馬周都已經建議在御史臺專門建立機構，收集報紙中民眾的一些對時政、對朝廷的看法與觀點，以為對官吏的監督之用。事實上，前不久時便有因為報紙爆料某地某某官員為了討好鶯娘，不惜揮金如土獻禮被拒的訊息後，御史臺由此還揪出了幾起案子。各類地方官吏不法行為，也多有因報紙刊登而曝光的。馬周在奏摺中寫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報紙大行，何需謗木。則地方官員，但有汙行劣跡，必以此大白於天下，再不得塞眾人悠悠之口矣。民情之暢達，自古以來無過於此者。”
當然在大多數官員心目中，對期刊報紙的重視程度並不高，在他們看來，這些刊物的娛樂意義，遠遠高於政治意義。
李世民對於這方面的敏感程度，顯然要高於大臣們。在各家刊物開始出版以來，李世民就一直關注其進展。據說在有關人員的進言下，李世民頗有意朝廷也出版一份類似的刊物，但又一直未定下章程來。雖然國子監有一份《國風》，算是官辦。但那也是一種學刊的性質，並非朝廷的口舌。最後，還是在長孫無忌的力倡下，大唐的第一份官方報紙終於出版了，其名字非常直接地稱做《官報》，內容主要是朝廷的相關政策、新聞與評論觀點，而其主管者，正是太子李治。
官報主管確定過程中，頗多周折。雖然表面看來只不過是個閒差事，但很是有幾方面爭取這一職位。據說吳王李恪為此花了大力氣，甚至多次入宮向李世民面陳。但是最終長孫無忌的勸說發揮了決定作用，李治成了官報的主管。而以太子出任此職，也成了日後大唐乃至後世的定例。
在此事決定之後，李治第一時間來拜會了盧鴻。
“父皇定要將此事交付於我，舅舅也要我定須將此事擔起來。只是如何著手，本王實在是一籌莫展。”李治向盧鴻訴苦道。
“太子可知為何聖上與長孫大人，都這般看重報紙之事？”
“父皇道，報紙雖然初見端倪，但日後發展不可限量，當為朝廷之喉舌，民情之鑼鼓。若得法時，貪官不能弊人耳目，汙吏不能掩人視聽，是上命下派，下情上達之最佳途徑。”
“不錯，正是如此，”盧鴻點頭，心中暗暗佩服，雖然李世民等看得還略微簡單一些，但這些見識，已然是了不得了。“既然已然明瞭其中關鍵，太子殿下還有何疑問？”
李治苦惱地道：“若是民報，自然容易辦得。只是本王所辦卻是官報。既為官報，還如何體現民情？若只發布朝廷命令，各家報紙均已做到，何須再多一家官報？”
盧鴻道：“太子殿下所苦惱的，便是官報的立場。其實若想明此節，亦是簡單。既為大唐官報，則官報立場，全在大唐利益。”
“利益？”李治一時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