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均在其內。但這時的中央研究院只設了與國計民生有直接、緊迫關係的理化實業、社會科學、地質、觀象等四個研究所。聘請的籌備委員有胡適（社科）、李濟（地質）、傅斯年（心理學）等，當時既無歷史學、語言學或考古學的研究所，更無“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立項打算。但霸氣十足，“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經過一番權衡認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應該有文史方面的學科加入，否則將有失偏頗，於是開始召集“一部分熱心文史學的先進”，以“歷史語言研究的特別重要，現代的歷史學與語言學科是科學”等說詞，憑著北大時代與蔡元培校長結下的良好關係，對蔡氏與楊杏佛等幾位決策人物展開遊說攻勢，【18】聲稱可“借用在廣州語言歷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將建設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語言歷史研究所”云云。【19】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慧加霸氣，終於迫使蔡元培與楊杏佛就範，“無中生有”【20】地又繁衍出一個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所。正如傅自己所言：“這一努力顯然是很快地成功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