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3 / 4)

大辱,比夜進民宅搶劫盜竊還要令人不屑與憤慨。假若事實成真,此人立馬斯文掃地,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事業前途皆無希望。(南按:21世紀初,北大王銘銘“剽竊”事件即其一顯例)因而,疑心甚重又疾惡如仇的魯迅看到陳源的公開信後,反應異常激烈,立即寫了《不是信》的長文予以反駁。【14】圍繞這一“疑案”,魯、陳之間再度展開了一場論戰。就在這場論戰中,魯迅對陳源、徐志摩,還有躲在背後撐腰的胡適(南按:魯迅這樣認為)懷恨在心,同時與他認為的“陰謀家”顧頡剛也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因顧頡剛的鼻頭微紅,魯迅在書信中便以“鼻”相代稱,內含諷謔蔑視之意。面對魯迅的態度,作為同樣尊胡適為導師並深受胡適喜愛的傅斯年,此時對魯迅也早已今非昔比了。就在傅斯年準備由柏林歸國時,在與羅家倫的通訊中,談到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主編的《現代評論》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通伯與兩個周實有共同處。蓋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輕薄尖利),大週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無待言。啟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學究(吳學究之義),非你們damned紹興人莫辦也。僕雖不才,尚是中原人物,於此輩俁儂,實甚不敬之。他們有些才是不消說的。”【15】信中的大周指魯迅,二週與啟明皆指周作人,傅斯年明確表示了自己不再敬佩周氏兄弟並有些鄙視的意味。這個與《新潮》時代大不同的轉變說明,魯迅在他的眼中已不再是五四時期的魯迅了。

傅斯年與魯迅、顧頡剛的衝突(4)

因而,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傅斯年火氣大發,索性將魯迅晾在一邊。同時傅斯年說服朱家驊和顧孟餘並得到支援,於1927年3月不顧魯迅的強烈反對,硬是把顧頡剛請進了中山大學校園。魯迅一看這情形,頓覺失了面子,同時深感自己在中山大學真的是大勢已去,於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辭職並移居白雲樓以示要挾。傅斯年一看魯迅果真以大腕的姿態擺起譜來,甚為惱怒,心想人人言說江南多才子,但不要忘記天下所有的才子都是孔家老二的徒子徒孫,自己不但“尚是中原人物”,還是齊魯人氏,當是正宗的聖人之後。面對江南才子或曰“紹興師爺”如此撒嬌施橫,身為聖人之後的梁山好漢又何懼哉?於是,傅斯年也“以其人之道”當場向朱家驊提出撂挑子甩手走人,中大的事從此不再過問。顧頡剛面對這般險惡的局勢,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同樣宣佈辭職走人,不再於這堆爛泥裡插槓子攪和。校方見事情紛亂,左右為難,索性來個和稀泥的辦法,讓學生開會自行選擇,哪一位該走該留,全由學生決斷。想不到學生們開會後認為三人均是不可多得的重量級學界大腕兒,一個都不能少。眼見和稀泥的策略落空,主持校務的朱家驊只好硬著頭皮出面調停並表示“挽留”,同時想出調和的辦法,委派顧頡剛到江浙一帶為學校圖書館購置圖書以示讓步。魯迅仍然火氣十足,不依不饒,聲言魯、顧決不兩立,非此即彼,無半點調和的餘地。在寫給友人的信中,魯迅憤憤地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的人,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現在他們還在挽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回頭路的。”【16】

雙方經過一番混戰,魯迅去意已決,於1927年4月21日辭職離校,攜戀人許廣平赴上海開始了公開同居生活。

魯迅滿含悲憤地走了,顧頡剛最終留了下來。

1927年10月,顧氏結束了出外購書的工作重返中山大學,出任歷史系教授、主任,兼任圖書館中文部主任,主持整理他新近購回的12萬冊圖書,一時大有虎嘯山林,龍潛深淵之感。顧氏“念魯迅攻擊我時他們幫助我的好意”【17】,與朱家驊、傅斯年配合默契,一面教學一面繼續做自己的研究,同時開闢了民俗學研究等新領域。不久,傅斯年與顧頡剛在中山大學共同建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出版研究所《週刊》,購置圖書資料,招收研究生,確定了研究宗旨。按傅斯年的說法,現代的歷史學、語言學與傳統的學術有根本的區別,如果使用新方法,研究新材料,就可以把語言歷史學建設得如同生物學、地質學一樣,成為一門新的學科。

在此前的5月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設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隸屬於*大學院。其時蔡元培已從歐洲考察歸國,正式辭去北大校長職(蔣夢麟繼任),出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籌備處總幹事楊杏佛的籌劃下,聘請了籌備委員30餘人,傅斯年、

本站所有小說均來源於會員自主上傳,如侵犯你的權益請聯絡我們,我們會盡快刪除。
上一頁 報錯 目錄 下一頁
本站所有小說為轉載作品,所有章節均由網友上傳,轉載至本站只是為了宣傳本書讓更多讀者欣賞。
Copyright © 2025 https://www.kanshuwo.tw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