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賽中止，校醫跑進來做了急救，隨後救護車來了，把他送進醫院，因為嚴重的顱腦損傷，當天夜裡又被轉去了另一家醫院，做了一場大手術。手術之後，他沒有醒過來，醫生們數遍了所有後遺症和併發症，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便是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打算）。
多年之後回想起那段經歷，程致研總是覺得，昏迷中的自己並不是完全無意識的。他記得有一雙手一次又一次的撫過他的臉頰，記得有人握著他的手，溫熱的淚滴落在他的手背上，記得ICU病房外面隱約傳來爭吵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是隔著重重的水幕——
“我不要聽百分比，他必須活下去，必須醒過來！”
“我不相信什麼意外！他們每一個人都要付出代價！”
……
三天之後，那一層層浸淫著他的漫漫無邊的水終於退了，他在清晨醒來，發現真的有一個人坐在床邊，握著他的手，那個人就是陸璽文。他從沒見過她這樣憔悴，身上搭著一條灰色開司米披肩，斜靠在摺椅上，眼睛裡佈滿血絲。
他慢慢轉過頭，對她說：“媽媽，我沒事。”
他的確沒事，到底是年輕，身體底子也好，只做了六個禮拜覆健，就行動自如了。醫生最擔心的記憶損失也沒出現，他什麼都記得，唯有一件事例外，他不記得有多久沒這樣叫過她了，媽媽。
26
陸璽文人生的頭十八年，跟那個年代出生的大多數人都差不多，住在逼仄的小房子裡，有兩個或以上的兄弟姐妹，從小到大都是放養的，想要什麼都得靠自己去爭，哪怕只是雨天的一把傘，或是飯桌上的一塊肉。
就這樣長到十八歲，陸璽文終於走出了與眾不同的一小步，她考上一所名牌大學，繼而又認識了一個條件很好的男朋友。
此男名叫程懷谷，其父在陸璽文唸書的那間大學裡教古代漢語，所以家就在校園旁邊。他比陸璽文大兩歲，高中畢業之後一直賦閒，既沒工作，也沒上學，只是在家補習英文，隔三差五的到大學裡去玩玩，表面上看起來和其他學生無異。陸璽文在學校裡交遊甚廣，兩人見過幾次，一來二去的就認識了。
至於是誰先看上誰，為什麼看上的，因為年代久遠，已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當年的陸璽文並不是那種通常意義上的美女，她排球打得很不錯，身材比一般女孩子高大，五官嬌好，但眉目間帶著英氣。相比之下，程懷谷倒是個典型的白面書生，跳舞唱歌他是會的，打球從來就不去。之所以說他條件很好，只是因為程家是正宗的書香門第，而且有頗為深厚的海外關係，程懷谷的曾祖父以及所有遠堂親戚都在美國，他自己遲早也是要出國的。
所以，在那個年代，誰都不會覺得這個無業青年配不上在名牌大學唸書的女學生，反倒覺得陸璽文挺走運的，搭上了一條出國的捷徑。
果然，她的寶押的沒錯，兩人交往半年之後，程懷谷拿到了經濟擔保和俄亥俄州一間語言學校的錄取通知書。那一年，陸璽文二十，程懷谷二十二，剛好滿法定結婚年齡。在程家人的默許，和陸家人的熱烈擁簇之下，陸璽文退了學，趕在程懷谷簽證辦下來之前，和他領了結婚證書。
這場聯姻背後有著太多源自於不同立場的考量，陸璽文的算盤自不用去說，程懷谷作為一個新婚的青年男子，也更容易證明自己沒有移民傾向，更狗血的是，到了他真正坐在簽證官面前的那天，他剛剛知道妻子懷孕了。
就這樣，程懷谷很順利地拿到了簽證，飛赴美國。數月之後，陸璽文在上海生下一個體重七斤二兩，身長五十三公分的男嬰。她按照舊俗，坐了三十天的月子，擺過滿月酒，就開始申請去美國陪讀，那個襁褓中的小孩又成了她面籤時最好的道具。簽證官是個中年婦女，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百分之一百的相信面前這個年方二十一歲的女人只是想去看看在大洋彼岸的苦讀的丈夫，小孩週歲之前肯定是會回上海的。
於是，陸璽文又走出了與眾不同的另一步，她去了美國，並且在僅僅七個月之後，就與程懷谷協議離婚了。
多年之後，各種各樣的人試圖從她成為Lady W之前的那十幾年裡挖出些什麼，他們問得越多看得越多，就越覺得這個女人本來就不是池中之物，她的每一次選擇、每一個動作都像是在鋪展一個巍巍泱泱的棋局，她註定會成就一番事業，而她身邊的人只能在她身後看著她一騎絕塵。
沒人能否認她的卓然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