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弘昌革去貝勒。允祿從寬免革親王，仍管內務府事，只革退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等職及親王雙俸。12月，弘皙又被告發聽信巫術，向妖人詢問國事，指為“大逆不道”，永遠禁錮。允祿也被罰俸五年，“以示懲儆”。輔政兩親王先後失去權勢，宗室子孫再也不敢“私相結納”了。
乾隆帝親政後，復設軍機處，鄂爾泰與張廷玉分任滿、漢軍機大臣，總理朝廷大政，並將雍正帝生前的諭旨入於遺詔，說：“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朕萬年之後，二臣著配享太廟。”朝臣配享太廟，前此如費英東、額亦都等，都是滿洲元勳。漢人文臣配享，是歷來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只有張廷玉一人。
鄂爾泰、張廷玉主持軍機處後，權勢尤盛。乾隆帝為防範滿、漢朝臣結黨，屢次申諭飭戒。1740年4月，在一個諭旨中說：“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令節，永受國恩。”“二臣當更仰體朕心，益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嘯亭雜錄》說：“上習知其弊，故屢降明諭，引憲皇帝（雍正帝）朋黨論戒之。”乾隆帝親自處理朝政，大權獨攬，又一再告誡，防止朋黨的形成。
鄂爾泰是著名武將，又主持文壇，為翰林院掌院學士，主考會試，門下滿、漢臣僚甚眾。受命輔政，位至尊顯。子鄂容安也在1736年授任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後轉侍讀，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門在朝中權勢甚盛。左都御史仲永檀乾隆元年進士，是鄂爾泰主考的門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發與鄂容安結黨營私，將密奏留中事洩露。乾隆帝說他“依附師門，將密奏密參之事無不預先商酌，暗結黨援，排擠不睦之人，情罪甚屬重大”。審理此案的王大臣請將鄂爾泰革職拿問，乾隆帝特予寬容，“交部議處，以示薄罰”，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職，仲永檀死於獄中。1745年正月，鄂爾泰因病請解任，四月病死。
鄂爾泰獲罪後，張廷玉主持軍機處，權勢益重。張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時曾以翰林院檢討入直南書房。雍正時，為翰林院掌院學士、國史館總裁、會典總裁，晉為大學士，草擬皇帝諭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輔政為總理事務大臣。元年，復為大學士、軍機大臣。二年，與鄂爾泰同進三等伯。漢人文臣爵至侯伯，為前此所未有。張廷玉以進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連膺重任，並一再充會試考官，成為漢人文臣和文壇的領袖。
早在1741年，左都御史劉統勳即上奏說：“外間輿論，動曰桐城張、姚兩姓，佔卻半部縉紳。”“今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1746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張若澄入直南書房，以便扶掖入朝。1748年，張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準。1749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悅，乃許致仕。次日，張廷玉未入朝，只命若澄入謝。乾隆帝大怒，命發旨詰責。張廷玉隨即於次日晨入朝謝恩。乾隆帝又懷疑草擬詔旨的汪由敦洩露內情，將汪由敦革職，削去張廷玉伯爵，命以大學士銜休致留京。1750年，張廷玉疏請南還，乾隆帝更怒，嚴加斥責。張廷玉疏請治罪。1755年4月病死，仍命配享太廟。
張廷玉在乾隆朝，執政十餘年。作為漢人文臣的領袖和代表，權位至於極盛。乾隆帝倚用漢人文臣而又時加控制，並一再宣告“滿漢均為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視。乾隆帝即位後約二十年間，滿漢大臣之間並未出現嚴重的朋黨紛爭。
鄂爾泰死後次年，其侄鄂昌任廣西巡撫，奏請將鄂爾泰列為廣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駁斥。1747年，乾隆帝令督撫大臣舉賢自代。鄂昌舉薦廣西布政使李錫泰，說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說，他曾召見過李錫泰。李錫泰痛貶前任廣西巡撫託庸的壞處，極力稱讚鄂昌居官的好處。現在鄂昌又來舉薦李錫泰，這怎能避免黨同朋比之嫌？1755年初，乾隆帝還在詔諭中說起，張廷玉當年乞休時，曾奏稱史貽直曾說他不宜配享太廟，請求保證。史貽直是在單獨奏對時說過這樣話的。張廷玉怎麼會知道？這能說沒有揣摩朋黨之風麼！又說，南巡時準令兵部尚書梁詩正解職歸鄉，奉養老父，就有人懷疑，說是因汪由敦排擠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擠梁詩正，何以不能救護張廷玉？這不是很明白麼！又下諭說：“徇情曲庇，即是黨援門戶之漸。昔皇考洞悉此等陋習，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呂留良諸案，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