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彷徨過了，他彷徨了好幾年，把人生的一切可能性都想好了，人生就是這麼回事，所有的事情都想好了，所以他才不會背叛。很多背叛的人是事先沒想好。比如說，我小時候就想到了被人家拐走怎麼辦？被壓槓子怎麼辦？被灌辣椒水怎麼辦？竹籤子捅進指甲怎麼辦？事先想好了，到時候也就不那麼害怕了。你想好了在心裡面體驗一遍，這個體驗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我想烈士能做到，恐怕不是臨時才做到的，是因為他早就想過很多可能性，人生信仰是這樣堅定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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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交流（4）
魯迅講：革命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的。怎麼活呢？必須得有人死，做好死的準備，才能夠活。這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道理。死沒什麼，人類的全部文明都是因為意識到死才建立的。人和動物不一樣，知道自己早晚會死，於是想：活著的時候怎麼辦？有的人醉生夢死，有的人建立了功業，文明就這樣建立起來了。這就是人和動物的區別吧。所以，我是能吶喊的時候，吶喊，不能吶喊的時候，沉默。包括說真話也要講方式。
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病是被規定的還是自然存在的？孔教授現在已是功成名就，有知名度。您是孔子的後代，又是兩位著名教授的弟子，屬於強勢群體。第二個問題，歷史上有孔孟之道，你是孔子的傳人，那麼，孔家與孟家有什麼歷史淵源？
答：實際上這是三個問題。
首先，“自然存在”只能說是一種不可名狀的狀態。我們只能說這個人，他和別人不一樣，這個人的肺是四兩，別人的肺是二兩，只能說不一樣。但是後來我們說，二兩的這個肺它是“病”，這是被規定的。這個話聽起來好像不可思議，其實這個在哲學意義上已經是共識——“被規定”。這不是我的發明。必須被規定以後，我們才能採取某種措施。孔子講：名不正，則言不順。當然，“規定”大多數是對的，但也有不對的。福柯反思的是，我們現在的文明、現在的知識體系最後是不牢靠的，有些建立在暴力的規定之上。比如說，前蘇聯的很多###都把對手說成是有病的人，說他身體不好，強迫他離開崗位。領導說他有病，醫院就能開出他有病的診斷。他只要需要，就能製造出問題。這也不僅僅是醫學，文學、政治，這些東西都是被敘述出來的，我們所有這些學科都離不開敘述學。
第二，你說我是錢老師和嚴老師的學生、孔子的後代，是不是強勢文化對我有影響。第一個呢，我不是孔子的嫡系傳人，是比較近的，而且，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以前不知道。以前我只知道我姓孔，因為我老家是山東費縣，其實這個東西對我沒有很大的影響。至於我是錢老師和嚴老師的學生，雖然他們都是我國有名的學者，但赫赫有名並不代表強勢，而是他們有種泰山壓頂不彎腰的精神，為了堅持真理，真是掉了腦袋都不怕。恰恰有意思的是，我們是弱勢。
第三，孔孟的關係。儒家學派的聖人是孔子，至聖先師。孟子被叫做亞聖。這兩家在地理上、血緣上沒什麼關係，儘管都是山東人，他們只有文化上的一種關聯。後來，人們在孔廟裡把幾個聖人放在一塊兒同時祭祠，孔子、孟子、顏回、曾子等一起來祭祠。後來，孔家家族每一輩都有固定的字了。比如說，我叫孔慶東，我這個“慶”是生下來就規定好的，我這一輩兒就是“慶”字輩兒。我上面是“憲”字輩。當然解放以後很多人不按這個輩兒排了，但是多數人還是按這個輩兒排下來。現在，我們孔家還在繼續修家譜。而孟家就不大按這個排了。孔孟顏曾四姓，過去還加上閔姓，我們見面都說你是哪一輩哪一輩的。我的上一代是“憲”字輩兒，我的下一代是“繁”字輩兒：孔繁森，他比我小一輩兒。再下一輩兒是“祥”字，是我的孫子輩兒的：孔祥熙。再下一輩兒是“令”字輩兒，孔令輝。當然，由於年代久遠，輩份的差距已經不能反映實際的狀況了。很多年紀大的比年輕的要小好幾輩兒。我這個輩份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大的。農村人比較淳樸，他們非常講究這個。比如說，我到農村去，見到本家，白髮飄飄的老人見面先說：你是哪一輩兒的？我說：我是慶字輩的。他一聽就叫著：“老爺爺、老爺爺”。其實他比我大好多，搞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因為我是搞現代文學的，所以，我覺得這只是作為傳統文化的一種標誌。比如，我有一個朋友在社科院，也是一位教授，他比我小一輩兒，我倆一見面先把這個事情解決了——平輩相論。所以，孔孟是一種文化上的關係，沒有其它的家族中的血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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