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吳三桂老賊在川中大造舟船，意圖擴大與荊楚間的貿易。這傢伙，當真是做生意的料子，為了錢，竟是什麼都不管不顧。北京的康熙小皇帝，居然也沒個說法，這滿清朝廷啊，當真是不行了。”1675年1月1日，煙臺縣郊的某處建築工地上，登萊開拓隊隊長廖逍遙象徵性地用鏟子鏟了一捧地面上已被火烤得鬆軟的泥土，朝前來商討工作的臺灣銀行總經理邵曙光說道。
“嘿嘿，吳三桂盤算的那點生意經，又怎麼能和廖司令您在登萊規劃的大局面相比呢？差遠了呀！”邵曙光身披貂皮大衣，腳上穿著鯨魚皮靴，衣著光鮮的，看著就不像幹活的模樣，這會只見他也放下手裡的釘耙，擦了擦額頭上的虛汗，朝廖逍遙拍起了馬屁：“膠萊新河穩步推進，膠煙線輕軌也破土動工，未來還有規劃中的桃榮線輕軌，這大開大合的氣魄，豈是這些地方軍閥能比的？”
話說廖逍遙也是個說幹就幹的人，這才拿到本土授權修建膠煙線輕軌的批文不過一年多時間，就已經在沿線的煙臺、福山、棲霞、萊陽、即墨、膠州六個縣同時開始平整地基，做好前期準備。為此，上述六縣有超過十萬勞動力被髮動了起來，壯男在工地上忙活，壯婦則幫忙轉運泥土、物資、材料和糧食，甚至在開拓隊政府的規劃中，如果人手還不夠用的話，部分老人和小孩也會動員起開，其中老人上工地幫忙拾柴禾、打水做飯，小孩送水送飯到地頭，總之所有人力都要利用起來。
從能夠同時動員這麼多人就可以看出，東岸政府在登萊地區的統治力度是非常強了，尤其是統治了超過三十年的登州府，基本已是鐵打的地盤。之所以如此，其實和當初莫大帥時期建立起來的體系有關：眾所周知，登萊地區在明末迭遭戰火，地方上被洗了一遍又一遍，幾乎成了白地，秩序可謂是完全崩潰。東岸人佔領這裡後，立刻按照自己的規劃與想法在當地重整了秩序，且反彈力度微乎其微（一張白紙好作畫嘛），後來幾十年間又透過抗清軍政大學（1674年改名為煙臺學院，是整個遠東三藩地區師資力量最強的幹部學校，遠遠超過魏博秋建立的黑水交通學院）培養的大量基層幹部，進一步強化了統治，使得政府的意志突破了皇權不下縣的極限，達到了鄉鎮一級。
不然的話，你以為東岸政府怎麼能夠輕易動員起如此之多的百姓來幹徭役，要知道“興大役”在古代歷來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一個操作不好就可能引發造反起義之類的事情。但東岸人現在真的不用太過擔心這些，三十年來分散安置到地方上的退伍軍人和大量幹部，起到了中堅作用，有任何苗頭，都能以較快的速度彙報上來，然後加以處置，最大程度避免惡性事件的發生——也許在這批幹部和退伍軍人故去或墮落之後，政府對地方上的掌控力度會有所減弱，但在新秩序建立不過三十年的當下，這套體系運轉還是可以的，在國防和建設方面都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其實對比下如今同樣有大型基建的山東西四府就知道了。青州、濟南、東昌、兗州四府在地震中損失嚴重，道路、河堤、水庫毀壞殆盡，清廷地方官也不是吃屎的，自然在申請朝廷蠲免錢糧之餘，開始組織當地人力恢復基建。這個過程與東岸一比，當真是天差地別，首先體現在勞動工具的不足，不但數量不足，質量也很差勁，很多人不得不使用木質工具幹活，效率可想而知；其次體現在食品供應的匱乏，東岸人在送走了大批移民之後，糧荒有所緩解，但登萊方面仍然從南洋進口大量稻穀，就是為了保證接下來的大型基建專案不受影響，更別提還有濟州島和黑水地區送來的大量肉食品了，營養供給還是相當不錯的，這在古代大型勞役中非常少見。
最後，還是要說到地方基層上來。東岸人在一片白地的登州地區，恢復了生產秩序，遷移了大量人口，重新分配了土地，一切規章制度都按本土的來（比如每人30畝地不得買賣等），從無到有建立起了新的一套體系。如今才過三十年，政府殺出來的威望仍在，地方上盤根錯節的宗族關係還沒形成，地主沒有生存的土壤（被政策限制了），商人還處在資本積累的階段，因此基本上是政府主導一切，阻力極小。
反觀清國那邊，連動員人上河修堤都得縣太爺求著地方士紳們辦理，錢糧也是由士紳宗族來發放。若是修自家附近的還好，若是和自家沒什麼關係，他們的積極性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其他一些狗皮倒灶的事情，因此好幾年過去了，清廷那邊仍未撫平當年震災後留下的創傷，農業生產仍未完全恢復。偌大個山東西四府，居然供養個十萬大軍都有些吃力，把老百姓榨成了人幹，由此可見清、東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