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混亂，其中既有東岸的銀元、銅幣，也有本來的銀兩（但大小不一，全靠稱重，成色也很複雜），民間私鑄的錢幣及外洋貿易而來的歐陸諸國銀幣更是所在多有，極大地影響了商業發展，“民甚苦之”。
因此，在看到東岸人機器鑄造的外形精美、成色統一的貨幣後，這位商人建議從東岸人那裡採買水力衝壓造幣機，疏浚市場幣制：初步計劃是鑄造大銀元（重七錢二分）、兩開銀元（重三錢六分）、五開銀元（重一錢四分四厘）、十開銀元（重七分二厘），以此作為全國統一使用的銀幣。此外，銅元局還將用機器鑄造當十銅元、當二銅錢，用來暢通全國，甚至還打算聯合諸多錢莊、票號（尤其山西那一票實力雄厚的）發行以一千文銅錢為單位的制錢票，以方便日常使用，促進商業發展。
毫無疑問，以上這些舉措都是能極大提高畫質政府財政收入的，這不光是鑄幣稅的收入，同時還有幣制統一後全國工商業大發展所帶來的巨大紅利，且後者的紅利幾倍於前者。這些商人集團選擇了家鄉，選擇同滿清政府合作，說起來還是令楊王林挺不爽的，不過卻也沒太介意。東岸人講究來去隨便，自由貿易，自然不會摘了自家的牌子。
但不管怎樣，寧波的商人集團開始越來越深地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滿清的商人集團在見識到海外的諸多新事物後，也開始間接地透過漢族官員上書朝廷影響國家政策。而隨著外來新思想的不斷吹風洗禮，商人集團實力的不斷增強以及漢族官員話語權的加大，這種影響肯定會越來越深，至於最後量變會不會引起質變，那就要看後面的走向了，這是誰都無法說得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