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出版，第三章）的考驗？今天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曾提到俄羅斯有人也持類似觀點，那些人說：“太遺憾了，我們當初沒有按中國模式發展，那樣就能保持政治體制的穩定”，而梅德韋傑夫斷然否認了這種說法：“我並不認為，我們當時有別的可以選擇的發展方式，所以我不認為，我們有別的什麼道路可走”（“麥德維傑夫與國際政治學家的對話”，見中央編譯局主辦：《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1期，105頁）。
顯然，梅德韋傑夫認為蘇聯體制的垮臺有其內在邏輯，並不能歸罪於哪個個人。其實即便是鐵桿的強硬派，當時也承認這個體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當時已經97歲的史達林時代的意識形態元老卡岡諾維奇說“公開性變成了單行道”，“只朝一邊走”，公開性成了聲討控訴蘇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卻沒說這“雙行道”該怎麼走法？在“控訴”史達林的同時也把他的“敵人”一塊兒罵？他應該記得，就連他自己也曾險些成為“敵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諾夫這樣的鐵桿史達林分子，在史達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時候，都可以隨便地“被流放”和“被嚇死”（1948年日丹諾夫的兒子小日丹諾夫因為反對科學權威李森科，被史達林怒斥，日丹諾夫受到刺激死於心臟病突發，實際是被嚇死的）。這些人尚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