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境界，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起自以為見多識廣的小聰明——
有人說我寫了幾篇博文就是啟蒙了，其實我最警惕這個說法，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一些東西記錄下來，和那些不知道的朋友交流。我認為這種交流看法和思想是越交換越多，對各方都有好處。但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忍不住猶豫起來，告訴他們真像＇相＇難道真對她們有好處嗎？
說到美國人都在靠借我們的錢生活，車廂裡因為老婆婆賣不出六個鵝蛋而瀰漫的“經濟危機”的陰霾總算是一掃而光了，她們都快活了。誰說不是？想起遙遠的靠我們的錢才能維持生活的美國人民，我們誰都沒有理由不高興啊！她們畢竟生活在一個富裕的國家。就算賣不出鵝蛋，就算錢包裡沒有多少錢，但我們有一個值得驕傲的國家。總理說了，要度過經濟危機，靠的就是信心！信心從哪裡來？今天，我親眼見證了這種信心的誕生！
這就是我們人民需要的信心，對不對？我們曾經靠這種信心幹出了鬼哭狼嚎的壯舉——當我們多少年前因為虛報畝產萬斤而餓死了幾千萬人的時候，我們整個“人民”依然是幸福和信心十足的，因為雖然餓死了“少數人”，我們至少解放了，對不對？想一下全世界包括美國，還有多少億萬的人民當時沒有被解放？
這次到湘西和湖北也是想看一下老百姓到底生活得怎麼樣。據說，我們富裕了，很強大了，財大氣粗了，連我都被忽悠住了、迷茫了，可是，我雖然不喜歡數學，但小學的算術我還是會的。當一個13億國民的人均GDP排名在一百位的時候，當經濟總量沒有增加的情況下，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和精英生活每提高一步，就表明另外至少十個中國人的收入會減少，這難道不是簡單的算術？
當國家財大氣粗的時候，拿出真金白銀的時候，就表明平均攤到13億民眾特別是弱勢民眾身上的錢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這難道不是簡單的算術？
正是抱著這個簡單的算式，我走了一些地方，接觸了當地那麼多人，他們的生活真的還很貧困，而這些還是相對比較富裕的地區。如果讓我把他們和澳洲、美國的貧困地區相比，我要告訴你，相差不是十年、二十年，而至少是三四十年以上。這是我憑良心而說出的直覺。我知道數字和事實被一些人壟斷了，但我的直覺還沒有背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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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恆均囉裡囉嗦說了這麼多話，卻連眼前一個最為具體的問題也沒有解決：老婆婆的六個又大又白的鵝蛋怎麼辦？或者說是老婆婆的鵝蛋危機怎麼辦？
對於中國這個負責任的大國來說，像這樣的問題解決起來其實是非常簡單也非常高效的：動用若干個450億的宣傳經費，充分發揮中國本土傳統的宣傳文化的大智慧和中國特色的鵝蛋主義的高境界，讓老婆婆們像阿Q那樣永遠陶醉於賣不出去的鵝蛋才是最好的鵝蛋的精神勝利法。與此同時，還可以考慮恢復當年統購統銷餓死人的基本國策，把中國過剩的鵝蛋集中起來，無償救濟陷入飢寒交迫加水深火熱的經濟危機中的美國、俄羅斯的無產階級，以及鴨綠江彼岸正在研製發射導彈衛星核彈頭的革命同志。
2009年4月1日愚人節
………【老大哥的倒下】………
梅德韋傑夫：“我不認為我們有別的什麼道路可走”
今年是蘇聯“劇變”20週年。20年前，這個具有93年曆史、有1900萬（佔居民總數近1/10）黨員、執政74年的**超級大國壽終正寢了。
提到這次“劇變”，我們雖然已經有關於蘇聯解體的不同解說，但是“領導人因素說”一直是最有影響的“主流”說法。我國許多論著習慣上總是說“蘇聯解體之痛、東歐劇變之苦”，這個“歷史悲劇”都是“叛徒戈巴契夫”惹的禍。“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句中國古代統治者裝樣子的“罪己詔”中常見的自責之語，常常被我們用在關於蘇聯解體的“罪他詔”上：千怪萬怪，都怪蘇聯前領導“挑選接班人”不慎，把個“叛徒”扶上了寶座，於是蘇聯解體據說就“都是戈巴契夫的‘公開性’和‘民主化’惹的禍”。於是有些人就從反面接受教訓，一切行動都是要與“民主化”反著來，逆“公開性”而動，以為這樣就可以消除對現存體制的“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證“鐵打的江山萬年長”了。
然而很少有人問，為什麼蘇聯的這個體制這樣脆弱，它自我標榜的“政治正確性”與“合法性”為什麼就這麼經不起大眾資訊自由和“廣場測試”（夏蘭斯基：《“論民主：自由戰勝暴政與恐怖的威力》2004年紐約公共事務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