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北朝鮮醫院一直採用草藥療法結合以西藥。醫師不用止痛藥，而用拔罐──一種讓有吸力的小杯刺激人體特定部位以促進全身血液迴圈的方法。另一種方法也是源自於中醫，就是用艾草針灸患病部位。由於缺乏麻藥，對一些簡單的手術如切除闌尾，醫生就用針灸代替。
“有效的時候會很有效”，多年後，金醫生這麼跟我說。沒效的時候呢？病人會被綁在手術檯上，以免他們亂動。多數時候，北朝鮮人在接受治療時都很能忍痛。“他們才不像南韓人，稍微有點小病就喊得震天價響”，金醫生說。
儘管有很多缺點，北朝鮮的公共衛生系統還是給予人民遠優於**時期之前的醫療服務。這種享受“全面性的免費醫療服務……改善勞動人民健康”的權利，實際上明文規定在北朝鮮憲法上。金醫生對自己身為這個醫療體系的一員也頗為自豪，也對自己能提供病人醫療服務感到高興。但到了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北朝鮮醫療體系的弊端日益凸顯。許多醫療裝置不是過時就是不堪使用，原本製造這些機器的社會主義集團國家的工廠現如今都已私營化了，因此也得不到裝置的配件。清津的製藥廠因為缺乏原料與電力而減產。北朝鮮也沒有資金從國外進口藥品。金醫生巡診時提的袋子越來越輕，以至於到最後裡面除了聽診器什麼都沒有了。她只能幫病人開處方，希望他們有親戚朋友在中國或日本，或是用私藏的錢從黑市買到藥品。
一九九三年，金醫生首次與醫院領導層發生嚴重衝突，令她心灰意冷。當時她負責診療一名二十七歲的男子，這名男子被判以經濟罪－也就是說他曾經從事私人買賣。他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在服刑滿三年後，從監獄轉到了醫院。這人被打的全身是淤青而且嚴重營養不良，瘦得連肋骨都清晰可見。他還患有急性支氣管炎。金醫生想給他打抗生素，卻遭到領導拒絕。
“他是罪犯，我們應該把抗生素留給其它人”，上級告訴金醫生。
金醫生憤怒了。“他已經被送到醫院來了，病人就是病人，我們可以救他。他沒有抗生素的話，可能連命都保不住”，她嚴正地反駁。
她執拗的一面在這件事上表露無遺。金醫生並不善罷干休，為此事她同領導一連爭論了數日。最終，垂死的年輕人還是沒有治療就出院了。金醫生每天到他家兩次，但這名病人的病情卻日益嚴重，意志也越來越消沉。他嚷著：“我不應該繼續活下去。”不久就自殺了。金醫生深信自己和醫院要為他的死負責。她和上級之間的緊張的關係也一直持續著，於是她主動申請調到兒科，她認為那裡的情況不會這麼政治化。
於此同時，金醫生的個人生活也出了問題。不像事業上的成功，她的愛情生活一點也不美滿；她工作狂加完美主義的風格，使得男人們對她都敬而遠之。在正式參加工作後一年，從大學時代就開始約會的男友和她分手了。此事對她打擊巨大。她求朋友幫她介紹了一個人，在第二次約會後就同他訂了婚。她丈夫同她一樣年紀–二十六歲–但是由於在軍隊服役，此時還只是個大學一年級新生。由於她已經工作了，她想他們可以依靠她的工資直到丈夫畢業。
“你會傷了他的自尊心，”金醫生的母親擔心的說。一個女醫生嫁個一個大學生？“男人不喜歡他們的妻子賺的比他們多。”
在結婚的當晚，金醫生意識到她犯下了個多麼可怕的錯誤，但是她很快就懷孕了，因此也沒有機會逃離。幾個月後她生下了孩子，在給年幼的兒子哺乳完之後，她搬出了丈夫家，回到了自己父母家。按照朝鮮傳統，孩子由她的公婆照顧；如果離婚的話，孩子的監護權也在父親一邊。
如果賺的多是她婚姻不幸的罪魁禍首的話，那麼令人頗為尷尬的是，她的薪水最終卻消失了。她曾經能賺一百八十六朝元一個月，按照官方匯率大概值八十美元，是一般普通工人的三倍。用這些錢，她可以養活丈夫，自己的父母，甚至還能幫襯一個已經出嫁的妹妹。隨著薪水消失的還有食物配給。在此期間，她發現自己不得不去集體農莊的果園去偷梨子，在鄉下去搜集吃的。她也時不時的接受病人的禮物–一袋麵條或幾個玉米棒，這使得她覺得非常尷尬及不舒服。金醫生知道其它醫生收取賄賂以換取原本免費的醫療服務；她決定不與他們同流合汙。但是回過頭來，她也飢腸轆轆。
在二十八歲的時候，她早年的美好憧憬慢慢都變成失望。她離婚了，同父母住。她失去了孩子的監護權。她現在比以前更加努力的工作，然而得到的回報卻比以前還要少。她又飢又累，貧窮而且找不到真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