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價格有規定，不高，按尺計；而後由他們標價出售。門市出售價和畫家收入價往往能差十幾倍，但只有這條路，別路不通，否則就是“犯錯誤”。透過這樣的方式，榮寶齋收、售了大量當代精品書畫。更因為他們是開放單位，可以向外國人出售，當然利潤也是很大的。這樣的經營已由傳統的南紙店步入古玩字畫店，而又有所不同：經營有相當的壟斷性。
以“文革”結束後的70年代後期為例，名家上等篆刻治印，榮寶齋付出的工價是每字1～2元，它的門市標價每字至少10元。有名氣的已“落實政策”的國畫家的作品，每尺付價最高不到20元，四尺畫作，畫家賣給榮寶齋，所得不到百元，此畫出售價往往在千元上下。這種價格和價值的人為悖反，反而促進了書畫、篆刻的私下交易。境外購買者也逐漸諳熟此道，託人直接找到書畫、篆刻家當面訂貨講價。這不是榮寶齋經營之過，而是僵化的體制、“左”的觀念的桎梏。他們不能不執行這種自上而下的政策規定。文物盜掠一霸康生，以他的職務權力橫行琉璃廠，曾給榮寶齋用左手題了一塊匾，他們敢不掛在門前顯著的地位嗎？“文革”一結束，這塊匾立即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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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書畫事猶繁 收購精品藏國家（2）
好多領導人在書畫文物上有修養，常和榮寶齋有來往，偶有購買，也是公平交易。像前《人民日報》領導人、後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文革”中冤逝的鄧拓同志，酷愛書畫，有相當的修養，也是琉璃廠的常客。他陸續在這裡買了不少古書和二百多幅名人字畫，那時這些東西價錢很便宜，鄧拓的稿費和工資還能應付。但碰到價高的珍品，他就囊中羞澀了。1962年，重慶的白龍平先生攜其珍藏的蘇東坡的名畫《瀟湘竹石圖》來京求售，暫住在榮寶齋。因為現存的蘇氏書法已經很少，畫更少，一些人認為此畫是贗品，榮寶齋沒有收購。鄧拓聽說並看過後，認為確為宋畫，上有26人題跋，其中有明代狀元楊慎寫的很長的一段竹枝詞。鄧拓決心購買，對方索價2萬元，這實使鄧拓難以承受。經朋友努力斡旋，售價降至5000元。鄧拓一時拿不出這麼多錢，就以一個老顧客老朋友的身份，請榮寶齋暫墊5000元，由他們挑選他的藏畫償還。榮寶齋最後從鄧拓的藏畫中選出32幅抵還。而鄧拓的藏畫中，不乏倪贊、徐渭、石濤、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鄭板橋、華巖等人的名畫。若是他憑北京市委的主管書記強來，榮寶齋也不敢怎麼著，鄧拓是絕不會這麼幹的。而康生是經常這麼幹！鄧拓還收購了一幅五代南唐大畫家周文矩的《太真上馬圖》。此畫早被文物部門認定是贗品，他反覆考證後證明是真作，從而挽救了這幅珍品。鄧拓費盡心血收藏的古畫名畫精品大部分捐獻給國家，其他收藏最後還是毀在抄家的紅衛兵手中。
榮寶齋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充當民間博物館，收藏名人字畫和文房四寶精品。從20世紀50年代起，他們就開始了收藏近現代名人書畫和文房珍玩。1960年國家撥專款15萬元，用於榮寶齋收購藝術珍品收藏用。這就使他們大有周轉餘地。在“文革”前，民間流散的珍品文物字畫較多，尤其在東北。溥儀的偽滿政權迅速垮臺，他們從清宮中偷帶出來的文物珍寶包括字畫，在逃跑中流落民間不少。後來北京的古玩商多次到東北尋找收購，還真能收到好東西。20世紀60年代，一個半大孩子，拿著一幅已經破損的古書法作品，包在包袱裡到榮寶齋問要不要？收購人員一看，是米芾《苕溪詩》殘部，大吃一驚，問他從哪裡來？“東北。”這幅字怎麼來的？“撿的，多少年了，再擱就全爛了，所以上北京問問。”收購人員商量後給價千元左右。這孩子喜出望外，沒想到這幅殘破了的字竟值這麼多錢，馬上點頭答應，拿了錢高高興興地走了。他們再研究，覺得此件書法傑作夠國家一級文物，價錢給定低了點，應該再給這孩子補添到1500元。按他留下的住處去找，他已經走了，而外地老家的地址不準確，沒法子找到。這個故事說明榮寶齋作為國營商店，收購文物不蒙人、作風好。
榮寶齋這幾十年到底回收了多少珍貴文物，這是不能也不應公開的機密。我從一本《榮寶齋新記50週年》的紀念冊上，看到他們“經年積累的典藏”一節中公開發表的一小部分藏物的圖片，有明代的毛筆、筆架、明清古墨，錢大昕刻銘的梅花端硯，陳師曾刻銘的破荷硯，趙芝謙刻銘的雕鳳隨形歙硯，清盧葵生制、金農刻銘的漆砂硯，刻有王羲之《蘭亭序》的大銅墨盒，各種紅木鑲銀絲，鑲玉的鎮尺、畫床、墨床，清雍正青花印泥盒，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