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一本《廣東新語》，結果他就放了廣東恩平知縣，後來升到桂林同知了。可見你們這賣書還真能給人帶來點好處，可是你們的買賣看起來也平常。”掌櫃的回答：“上我們這裡買書的文人學士不少，有不少人做了官；我們還是照常賣我們的書，賣書人發財的不多。”
紀曉嵐有意要顯示一下：“我這個買書人的錢也不多，選了幾部書，身上帶的錢恐怕不夠，我給你們寫個欠條行不行？”掌櫃的很客氣：“書您只管拿走，什麼時候您方便再把書錢給我們帶過來。”紀曉嵐說，我不給你們寫欠條，想寫幾個字，給你們留個記號；給我找張大紙、拿一支大筆來。他讓徒弟給研墨，只准往外一個方向研，不許正反來回磨。墨研好了，紀放下菸袋，拿起大抓筆，一揮，“聲遙堂”三個大字，筆酣墨飽，十分氣派。他又換了支小號筆，用行楷落款：“紀曉嵐”。
掌櫃的一見大喜，連忙作揖致謝：“不知紀夫子大駕光臨，實在慢待、慢待了，請多包涵。”掌櫃的趕緊找琉璃廠的刻匾名匠，製作了一塊黑漆底金字的紀曉嵐題寫的新匾，悄悄摘下自己寫的那塊原來的匾，擇吉日敲鑼打鼓放鞭炮，掛上紀昀題寫的新匾，轟動了琉璃廠。
不久，紀曉嵐起復又升官，乾隆三十八年又做了《四庫全書》的總纂官。琉璃廠是他和參與修書的翰林詹事們常到之處，選書買書是主要內容之一。懸掛著紀曉嵐題寫的匾額的聲遙堂的買賣非常好，很興盛了一時。琉璃廠的書業、古玩業、南紙業都隨之繁榮起來，文化街的雛形也形成了。
久盛難免一衰。聲遙堂舊書鋪在琉璃廠廠東門外存在了百餘年，歷經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四朝，到清同治時，此鋪易主，鋪底倒給了周姓的江西人。在琉璃廠經營書業最初是江西人與河北人都有，以江西人居多。後來河北人逐漸壯大而取代了江西人。當年雙雄並峙時，江西人人多勢眾，甚至書行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廟（在東琉璃廠火神廟東側衚衕中），也是江西人把持著，河北人進不去。到清末民初，河北書商壯大起來了，與江西書商先分庭抗禮再分道揚鑣，在小沙土園另建起新的文昌會館，供奉文昌帝君，另立古舊書業同業公會。江西書商也一蹶不振。乾隆時，紀曉嵐題匾的“聲遙堂”字號，是江西還是河北書商所開無可考；但同治年間把聲遙堂鋪底倒過來的是江西書商周秋門。書鋪雖有紀大學士的名匾，但是人家還是改了字號叫文光樓書坊，請同治翰林戴恩溥另寫了牌匾。紀曉嵐寫的匾額摘下棄而不用，久之就不知下落了，實在可惜。
文光樓這家書鋪，同治、光緒年間，在琉璃廠還有一定名望，光緒進士繆荃孫在清末寫的《琉璃廠書肆後記》開頭就說：“廠東門路北一鋪，曰文光樓石氏，丙子年頗有舊書，餘專搜其單本，得百餘冊，皆不經見之書也，價亦極廉。”按：丙子是光緒二年（1876），石氏乃良鄉人石鎮字靜庵，亦即文光樓又換了東家，回到北方人手中，字號卻沒變。文光樓在石靜庵後是其從弟石鐸經營，又易為石景華。到民國十年（1921），再換成河北冀縣人郭繼莊經營，字號仍是文光樓。17年後的1938年，又換了東家：良鄉人崔愷。崔掌櫃腹內淵博，很有決心把這家有將近200年曆史的老書鋪經營好，還要想辦法把當年紀曉嵐給文光樓前身的聲遙堂題寫的那塊匾額給找回來。但在日偽統治下的北京，環境太壞了，他幾經奮鬥，兩者都沒有如願，文光樓維持到1946年，還是歇業了。從聲遙堂到文光樓，這家古舊書鋪幾易其主、兩改其名，整整存在了200年！它見證了琉璃廠的起步、成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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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曉嵐揮毫題匾聲遙堂（2）
一個小小的聲遙堂——文光樓書鋪，卻有乾隆、同治兩朝的兩位翰林學士紀曉嵐、戴恩溥給題寫匾額，足見琉璃廠的店鋪，不僅在經營內容上很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內容，就是各店鋪的門匾，也頗具歷史和文化品位，有不少名家書法之作，亦夠文物珍寶水平。孫殿起編著的《琉璃廠小志》中，輯有前人一篇《琉璃廠坊肆匾額錄》，收錄了清末民初琉璃廠古舊書、古玩和其他名店的著名匾額，計有：
以上所錄並非此文所述全部，因為發現有明顯的遺漏，如由李鴻章題寫匾額的慶雲堂碑帖鋪和大雅齋、式古齋、銘珍齋等著名古玩鋪，以及同古堂銅刻墨盒鋪等名店的匾額都缺；著名書法家馮恕在琉璃廠題寫的“公慎紙行”等匾額，和張伯英題寫的“富晉書社”、“觀復齋”碑帖鋪和“史善朋竹琴社”等匾額，也沒列入，故引錄也略作簡化。
這麼多的名人所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