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3 / 4)

摺合今1萬元,按當時物價,可購買黃金100兩,或15間左右的四合院四五所)。新華書店總管理處木印科(原石家莊大眾美術社)與私營的榮寶齋合營,派侯愷為公方代表,出任經理,原私方經理王仁山任副經理,完成了有歷史意義的北京第一傢俬營商業的公私合營。1950年10月19日,公私合營後的“榮寶齋新記”開張,郭沫若給題寫了匾額。同時,榮寶齋新記也與各地分店斷了關係。1951年,榮寶齋陸續召回困難時被辭退還鄉的技術工人,又吸收了一些青年進行培訓,並將榮寶齋劃歸隸屬於人民美術出版社。1952年,私方被迫拍賣股權還債,國家再次撥出資金四億零四百萬元,用於老榮寶齋償還債務,也就把私方股權全部贖買為國有。榮寶齋轉為國營後,走上興旺發展的50年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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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老店邁新步

榮寶齋先公私合營再國營,只不過一年多的時間。這在北京的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是先行者,侯愷當時大概也就30歲左右,每天早晨步行上班,穿著很樸素,為人很和氣,一路上與琉璃廠的老少點頭打招呼。那時共產黨進城不久,幹部作風好,平易近人,尊重群眾,口碑甚佳。

我對書畫知之不多,也沒有太多興趣。例如廠甸那時過年設市時,在南新華街上路東有畫棚子,用葦蓆平地搭起來的,有頂;南北有門洞,棚內掛的全是字畫,比較一般,很便宜。畫棚子從西河沿一直排到電話局衚衕口,一個連一個,只把師大附中、附小的校門留出來。我們下學時常穿著畫棚子走,主要是避寒躲風,沒怎麼注意裡面的書畫,包括後來畢業於北師大美術系、當過首都師大美術系主任、我的中小學同窗、油畫家王琦,也是這樣串畫棚子,而沒有像高我們12年的師大附中的大學長、著名文物字畫鑑定大家史樹青先生那樣:能以兩角錢在畫棚子裡買到一幅臺灣大書法家丘逢甲的字,而成為存世的國寶,他的能耐恐怕也是在泡琉璃廠中得到的。這真使我這生長在琉璃廠、在這裡居住了30多年的人汗顏。記得1952年,我拿到第一筆稿費舊人民幣13萬元,當時完全能夠買一幅齊白石3到4尺的畫——那時國畫價錢極低,齊白石的作品每尺才2至4萬元,其他名家的畫還便宜。可是我沒有也不懂去買畫,而去買了一雙皮鞋,追求穿著神氣。真是昏聵之至。

我家本與榮寶齋沒什麼來往,可人家卻找到了我們。舍妹輟學打工,學的是燙金,師父是上海的。他們師徒幾個拉出來搞了一個“申京記燙金社”,上海這方面的技術和裝置要比北京高,專應精裝書籍封面和其他物品的燙金、燙粉(顏色)。榮寶齋的田、柳二公找來了。這時榮寶齋承擔著國家贈送外賓禮品的包裝裝潢,按尺寸用各色織錦緞製作裝禮品的錦匣。錦匣上要燙赤金字的上下款,由書法家寫出製版。我們同院的連聯書店被迫停業後,連前面會文堂所用的房子,一併租給上海遷京的綜藝製版廠,製版、燙金不用出院子就全辦了。榮寶齋這種活兒,質量要求很高,但數量很少,還很急,當然加工費也較高,多是老師傅談鳳山先生親自動手,弟子們打下手,要用上海買來的大型燙金機。這種合作持續了三四年,直到1956年後手工業改造成立合作社,“申京記”入社遷出,榮寶齋再有加工活,就找合作社了。

這些禮品性的燙金加工中,有一件事留下的印象很深:第二次世界大戰英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訪華,由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設宴歡迎。宴會主賓的請帖以至選單,都是織錦緞託裱後做的,上面要燙赤金字,又是數量很少、時間很急。田、柳連聲說:“政治任務,務請幫忙。”談先生立即停下其他活兒,上版做有周恩來具名的請帖,以及選單。田、劉就等在旁邊。做出的活兒,真漂亮!活齊了,點數收走,銅版也立即拆下拿走,因為有周恩來的簽名製版,不能留在外面。

田、柳二位不時來我們院,本來就是熟人,有了業務來往就更熟了。古玩、南紙店的人非常講究規矩禮節。田、柳此時雖然脫了長袍,換了幹部服,樣子還是老派。有時要等活兒,就到我們家裡坐會兒。他們透露出榮寶齋正在木版水印上努力突破,從帖套信箋往復制名畫上發展,首幅選的是徐悲鴻的《奔馬》,由徐先生不時前來指導。我雖然對國畫知之甚少,但對徐悲鴻的“馬”,我是深為拜服的。木版水印的《奔馬》出來,神形兼具,足可亂真!此作誕生於徐悲鴻先生1953年深秋病逝前。名作雖是複製品,但廣大百姓購買的起,能不時欣賞這幅蓋世名作,這終於和名作只被少數收藏家珍藏於密室、眾人無緣得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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