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銅器的譚師傅，找到黃，要他幫忙銷售盜墓的珍寶贓物。按古玩鋪的規矩，上門出售，只看貨不問來歷，好多古玩是出土的或是太監、僕役及不肖子孫從宮中、府中偷盜出來的，究竟是自然出土還是挖盜而來，以至是家傳或是來路不正，都很難辨別，古玩商收購時一般不細問。可是清陵盜寶案剛剛發生，報上已見了訊息，又是孫殿英部下來出售，這直接涉及以土匪搶掠手段盜挖清陵國寶之案，即使以贏利為第一的古玩商也不能不持慎重態度。可黃伯川經不住熟人的介紹拉攏，又為可觀的利潤所迷惑，而參與了收購其事。但確是來路不正的盜搶贓物而予以收購，客觀上形成銷髒，還是要受到追究的。尊古齋停業後，後來在其原址另開的萃珍齋古玩鋪，主營古近代瓷器，經理黃同文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收購了山東的一批瓷器精品——被盜的泰山岱廟所藏供奉祭祀的古瓷五供，並已轉手賣出。案發後也受到追究，最後把已售出的瓷器，一件件追回按退貨處理，原物交還山東。
對清東陵盜寶案，南京政府並沒處理主犯孫殿英，還給他升了官：安徽省主席。對幾個參與收購的珠寶古玩鋪的經理，包括黃伯川，都關押入獄。幸而與黃交好的、此時已進軍琉璃廠的新書業###、中華書局經理孫伯衡，利用與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相熟的關係，施以援手，把黃營救出來。最後對參與此事的幾家珠寶古玩鋪，包括尊古齋，都做了罰款處理。但到底收購了多少和什麼贓物，這些贓物最終又到哪裡去了，無人知曉。報紙上對尊古齋也點了名。這無疑對平日愛惜羽毛、注重聲譽的黃伯川是個極大的丟面子的事，不免心灰意懶，而毅然把正興盛的尊古齋關張收盤不幹了。何況他此時已家資豪富，幾代坐著吃也花不完，何必蒙羞再幹呢？這流言傳的很廣。筆者一記事，大概“七七事變”前後，在琉璃廠仍有“黃伯川為什麼人稱黃百萬？他發的是盜墓財”一類傳言。這當然有些言過其實。近百年前，青銅器等金石文玩價格要高於古瓷和字畫，不像現在這樣偏低，形成價格與價值的背反，故而當時經營利潤很大。尊古齋已開業30多年，其財產積累絕不是僅靠剛發生的東陵盜寶案的部分贓物所形成的，何況這些贓物必定要追回。在這種無形壓力下，黃才會斷然採取關張的極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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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型的黃家三代古玩商（5）
再一個原因是，黃伯川先生在經營尊古齋期間，就抽空進行金石方面的研究著述。據孫殿起在《琉璃廠小志》中記載，黃伯川的首部著作《尊古齋古鉥集林》第一集訂六冊，民國十七年戊辰鈐印本，同年還有石印本。著作時間當然在此之前。尊古齋歇業後，黃先生足不出戶，潛心研究著述，很快就得有：《衡齋藏印》，不分卷訂16冊，民國二十四年鈐印本。《衡齋金石識小錄》兩卷，民國二十四年珂羅版印。《衡齋吉金識小錄》兩卷，民國二十四年珂羅版印。《衡齋藏見古玉圖》兩卷，民國二十五年珂羅版印。《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四卷，民國二十五年珂羅版印。《尊古齋古鉥集林》第二集訂六冊，民國二十六年尊古齋石印。《尊古齋陶佛留真》兩卷，民國二十六年珂羅版印。《古玉圖錄》初集四卷，民國二十八年珂羅版印。《鄴中片羽》初集兩卷、二集兩卷、三集兩卷，民國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通古齋珂羅版印。《尊古齋集印》計一至五集，共五十卷，又有第六集十卷，民國年間鈐印。
以上著作凡120餘卷，皆黃伯川自編自撰自己出資印行，免費送給國內各圖書館、大學和金石研究家收藏、交流。書籍內容為尊古齋經手買賣和他見過的青銅器、銘文、石刻、古印能拓印的拓片圖錄，並加以評點說明。據說成書體例是仿宋代趙明誠的名著《金石圖》。尊古齋是他的字號名，衡齋是他的書房名。琉璃廠的舊書鋪、刻字墨盒鋪、南紙店過去都出版過書。舊書鋪是正差，出書為賣。以刻銅出名的同古堂張樾丞出版過《印存》，這些叫坊刊本。但黃伯川自己出資印了這麼多種書，在古玩界和琉璃廠是絕無僅有的，故而贏得廣泛的讚譽和敬服，也是對中國文物研究的巨大貢獻。只是書的印數很少，送出後家中只有極少餘存。一場“文革”，黃家的這些文物性的東西全毀了，包括這些留存的著作、大量的拓片以及隨書贈送給各研究單位、大學的相關文物的收據證明，片紙無存損壞殆盡。以至前些年海外學者以高價求索一部黃浚撰的《鄴中片羽》，竟遍尋無著。
尊古齋古玩鋪在西琉璃廠81號（東口路北），前面是兩間門面，後面有一個小天井，再有北房兩間東西房各一間的兩層樓，單有東小院，一間南房是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