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時見過黃伯川爺爺。黃家本住在小沙土園，1937年買了東琉璃廠路北56號極為精美的共有六個院子的磨磚對縫、非常講究的大四合院。他們搬遷後，先父曾領著我去過他們東琉璃廠的新居，見過黃伯川爺爺一面。那年我三週歲，是獨子，很小就有出頭露面的機會。只留下這兩點印象：一是房子精緻，油漆一新，太漂亮了，真像老北京人形容好房子說的：“簡直是一塊磚摳的”；另一是黃爺爺個子高大，留著鬍子，嚴肅威嚴，不太像鏡涵叔中等身材偏瘦及和藹愛聊天。黃爺爺撫摩了幾下我的腦袋，就讓我和他的孫子孫女去玩了。之後再也沒見過黃爺爺。直到1951年秋，老先生以72歲高齡謝世，我代表母親去黃家磕頭弔唁（我父親早在1939年病逝，家中有些事就要由我出面）。黃爺爺的壽材早就預備好了，年年要油一道黑漆，所以靈柩有厚漆，顯得寬大氣派，又能防腐延年。過去殷實人家都提早給老人預備壽材，這是喜事，並年年油漆。在曹禺的名劇《北京人》中對此習俗有細緻的描述。以黃老先生一生對金石文物方面的貢獻，最後20年潛心研究著述，固然有家資殷富、無衣食之餒的優勢，但也需看到這個時期中有14年正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華、北平淪陷時，黃老先生這種作為，也可看成是對敵偽統治的一種無言的不合作和反抗，與他的同文館也是學德語的學兄齊如山先生，在“七七事變”後八年閉門不出、不與外界來往而埋頭寫作，異曲同工、交相輝映。
他一直憐貧惜老、扶危濟困。他們搬到東琉璃廠後，夏天，在他們家對面姚江會館夾道口，設了一個舍暑湯點。東西琉璃廠有好幾個暑湯點，都是由各行業公會組織各鋪眼輪流值班供應。唯獨姚江會館這個點，是黃傢俬人設立的，夏天按日供應綠豆湯。此時尊古齋已歇業，不在行業公會管轄之內。冬天，他家又在大安瀾營設粥廠舍粥和棉衣。全部是個人出資，默默去做。
學者型的黃家三代古玩商（6）
順便說一個小故事：日偽時，有一次古玩公會聚會，非請久已不問外事的黃伯川先生出席，幾辭未獲允，沒辦法只好勉強去了。在座的有主管北京古玩業的一個日本人，很愛喝酒，黃也愛喝酒，二人都喝醉了。不知怎麼言語矛盾，黃老先生竟然動手把日本人給打了，頭開瓢流了血。這個禍惹大了。打日本人真是出於酒醉，還是心中另有積鬱，借酒遮臉乘機發洩，誰也說不清，何況黃此時已屆六旬耳順之年，不會不知控制。但事情出來了總得了結。於是有人出面斡旋，在原地原班人馬，由黃伯川再請一次客，作為化解。這個日本人懂古玩，從山中那裡早就瞭解到黃伯川在學術上修養精深，又知道他久已閉門不出不問外事，不會蓄意抗日，遂相信他大概真是酒醉，沒有深究，而放過了他。
第三代的成就和黃家的優良家風
黃伯川先生有二子二女，但結核病的肆虐，奪去了三位子女的生命，只留下長子黃金鑑。金鑑先生，字鏡涵，生於1904年。少年時曾入著名的北京師大附中學習，與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趙世炎同窗。1919年15歲時，曾因參加五四運動而被捕關押。後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因患結核病未能畢業，輟學回家休養。結核病嚴重地威脅著黃家，這在上世紀前期是多見平常的。為了抵抗結核病，鏡涵先生不得不接受一個老中醫的建議：適當吸食鴉片，以毒攻毒，暫時抑制結核菌和病情的發展，雖身體因吸毒而受損，卻能抵抗住結核菌的猖狂進襲。
鏡涵先生家學淵源，很自然地就隨父親鑽研金石學，而他的大學歷史系的功底，使他學習金石學更有便利條件。尊古齋停業後，黃伯川先生不問外事，家中一切就由鏡涵先生出面料理。幾近20年耳濡目染，使這位古玩鉅子的後人，在金石文玩上積累了相當的知識和經驗。1937年黃老先生出資在他新居的院落中，開了一個通古齋古玩鋪，讓他的徒弟、也精通金石文物的喬友聲當經理，其子黃鏡涵協助並管賬，目的是歷練兒子在金石文玩上的眼光和能力。1945年，黃鏡涵先生正式接任通古齋古玩鋪經理，原尊古齋的鏡涵先生的師兄弟，輔佐著這位少東家繼續“上三代”金石文玩的經營，其火候不讓老黃先生。
鏡涵先生家資豪富，卻衣著樸素，平易近人。他常在琉璃廠行走，夏天就是白布褲褂、圓口布鞋，很少見他穿綢長衫。冬天他因身體不好，不常出來，外出也就是普通棉袍、皮袍，不見特殊，就是大街上常見的普通中年人，不會想到他是古玩鉅商“黃百萬”之後。
他家久居琉璃廠，熟人多，鏡涵先生一出門就點頭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