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營中的鼓聲已起。
整個大營之中，所有的軍將都往大帳彙集而來。
大帳已然裝不下幾百號軍將，鄭智已經移步到了將臺之上。將臺之下，大半的軍將來自州府禁軍，這些軍將自然也是鄭智的心腹之人。小半來自滄州。
待得人員到齊，鄭智在將臺之上已經開口：“命，林沖率領三萬州府之兵與五千滄州鐵甲往西，主力駐紮於大同府。命，史進率領兩萬州府與五千滄州鐵甲之兵往東，主力駐紮於冀州。依次接管幽、薊、瀛、莫、涿、檀、順、雲、儒、媯、武、新、蔚、應、寰、朔十六個州城。帶上遼國聖旨，但遇抵抗，立刻攻城。”
“命，王稟率部往北，駐防古北關口，另帶五千州府之兵同行。古北關口守將，秦明為正，王稟為副。”
“命呼延灼率部往歸化州，駐防歸化關口（長城張家口），為歸化守將。”
“其中軍令行事細節，以明早經略府大印文書為準。剩餘一萬五千滄州兵，五千滄州騎士，兩千西軍騎士，米氏與往利騎士，常勝軍部，皆在營中不得外出，明早隨某南下。”
將臺之下齊聲答：“遵命！”
鄭智已然走下將臺，往大帳而回，將臺之下軍將，已然各自回營，只等鄭智下達的準確命令文書。
鄭智之所以如此火急火燎，便是已經收到了燕青送來的東京禁軍北上的訊息。這個訊息鄭智也是有心理準備的，所以一切都有條不紊的進行。
燕雲其他州府的接管問題，鄭智安排了下去。行政上的事情，鄭智也做了一個基本的權宜安排。
燕雲畢竟太小，河北兩路，鄭智必然要牢牢控制在手中。如此也就唯有一戰，打仗並不是問題。
但是打仗之外的問題還有許多，鄭智必須要最快的速度親自趕到河北，只有鄭智帶著大軍在河北，才能確保河北的安定，也還要用強硬的手段來彈壓河北許多勢力，不論是官府衙門，還是民間勢力，只有鄭智親自在河北，才能確保許多事情的順利。
一個社會的變化，一個權力的交接。實在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並不是大旗一舉就萬事大吉。
鄭智這一趟回河北，打仗甚至可以算作是其次。主要的問題便是要解決河北的統治權力問題。各個州府都是大宋的官員，各地都是大宋的兵馬，所有人都是大宋的子民。
鄭智要想牢牢控制住這麼一大塊地盤，要面對的壓力來自方方面面，有官吏系統，有文人士子的反彈，有家族勢力的反彈。
大宋朝，是華夏第一個把基層的治理權交給底層士族集團的朝代。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兩晉，再到隋唐。每一個朝代都是真正的中央集權，皇權是直接可以管轄到每一個黎民百姓的。
也就是說中央一個命令，不論是繳稅，還是徵兵，都是由政府組織直接發號施令。比如唐之府兵，動員系統只需要皇帝一個聖旨，兵員從十里八鄉便可源源不斷的集結，徵稅亦然，也是衙門直接進行。
但是宋朝開始，這個事情就有了變化，有一個詞彙叫作“皇權不下鄉”，便是地方衙門並不能真正管理到村鎮族鄉，衙門行使權力，都要經過當地的家族進行。比如一個村落，要徵稅，其實並不是衙門直接到百姓家中收取，而是透過當地的家族勢力間接進行。
又比如宋朝的軍制，財政養的禁廂軍之外，朝廷並不能直接動員底層百姓。也沒有直接動員的制度渠道，甚至都沒有直接動員的能力。一切的社會基層事務，皆要透過家族勢力進行。
其實這是一種權利交換。從那一句“與士大夫共天下”開始，大宋趙家就把基層治理權交給了大小士族，換得大小士族對於趙家的支援。
宋朝這個制度也嚴重影響了明清，導致明清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權利交換，對於國家而言，帶來的壞處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明朝，士族富裕而國家衰弱的原因也主要在於此，士族權利致使土地兼併之下，整個國家連稅收都收不到。
這個問題是宋朝以前的朝代不曾有的，也是國家主要的動員能力所在。也是漢唐對外戰爭強橫的原因所在，漢唐朝廷能直接動員所有的民力物力。宋明卻缺乏這種能力，甚至到了後期，國家直接就喪失了這種能力。
這是社會制度與模式最基本的比較。
但是這個問題如今也給鄭智帶來的困擾，那就是河北兩路之下，其實民間的基礎統治階層，對於趙家是有骨子裡的效忠的。因為趙家開創的模式給了他們好處，那麼權利交換之下，顯然沒有人願意打破這種美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