賊必須得人，用兵必須選將，古云：‘天下危，注意將’；即今督、撫之任也。督、撫雖不必親履行陣，要必精於選將委任而責成功，庶以守則固、以戰則克而賊無不滅矣。瑞麟所奏粵東三大將，以臣所聞，驕怯有餘，樸勇不足，宜其不能戰也。……慨自金田逆匪作亂以來，天下受其荼毒，而賊首皆廣東人，即楊秀清、蕭朝貴雖籍廣西，而亦廣東流民之佔籍者。廣東民俗，類多狡猾兇頑，出人意表，此次從賊歸來者又多以投誠倖免，恐兩廣兵事尚無已時。若得治軍之才如李鴻章、蔣益澧其人，禍亂庶有豸（伯牛案：解也）乎？” ；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是漢人陸賈的名言 。當此之時，總督、巡撫最重要的職責就是“選將委任而責成功”；但是，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推舉鄭紹忠、方耀、卓興“三大將”，“驕怯有餘，樸勇不足”，並未做到“注意將”的本分。然後筆鋒一轉，從“賊首”皆出身粵籍說到廣東民俗的“狡猾兇頑，出人意表”，運用“地域歧視”作為理論工具，強調在兩廣地區用兵的特殊困難，同時暗示廣東現任領導人的能力不足以控制局面。“此次從賊歸來者又多以投誠倖免”，則指責廣東官吏在戰術上犯了“以撫代剿”的錯誤，苟安於目前，遺患於未來。最後一句話，則不但建議廣東應該換人，甚且提供了具體的候補人選。這個候補名單，卻又主要針對郭嵩燾而言。李鴻章當時以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配合曾國藩剿捻，事急任重，不可能調任廣東；瑞麟則是根正（正藍旗）苗紅（葉赫那拉氏）的三朝老臣，此前抗英、剿捻，苦勞亦夥，不可能僅因用人不當而被奪職。因此，兩廣總督是不可能換人的。蔣益澧剛剛結束護理浙江巡撫，歸任布政使本職 ，他在浙江期間主要負責左宗棠大軍的餉需後勤工作，辦事幹練，左宗棠極為欣賞，故要推舉他來廣東任職。郭嵩燾自同治二年受命署理廣東巡撫，迄今未行轉正（即實授），地位本不穩固，而廣東軍事餉政被左宗棠貶斥得一塌糊塗，則更加不妙；現在又出來個候補蔣益澧，他的位置已經岌岌可危，隨時都有下臺的可能。因此，左宗棠提出督、撫候補名單，表面上要換兩個人，實際上的效果卻只會換掉郭嵩燾。 此摺以懇辭三省節制之命開頭，卻以建議廣東進行高層任免結尾，不問而知：辭欽命是假，報私怨是真。郭嵩燾自能深切領會其中的兇險，而也在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不能為鄰省代固藩籬”、奏調淮軍回蘇、“驅賊入粵”、提供候補人選，竟是一套驅逐自己的組合拳，爭功云云，根本不是左宗棠的真實意圖。咸豐末年，郭嵩燾不僅在皇帝召對時為左宗棠大力揄揚，其後更不惜為陷入冤案的左宗棠向潘祖蔭行賄，雖說自己不是市恩望報的小人，但怎麼也想不到會有恩將仇報的今日。回憶往事則觸緒紛來，感念身世則百感交併，“自揣既熟”，卻“不達於時軌”，二十年前曾國藩的贈言終於變成了讖語。除了辭職，還能有別的選擇麼？ 當然，郭嵩燾決定辭職，除了來自福建的攻訐，同城督、撫不和這個傳統痼疾也是重要原因。總督，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胡思敬說： “總督名實不稱，載之國史，徒滋後世之疑。雲貴總督駐雲南，未嘗問貴州事；兩湖（伯牛案即湖廣）總督駐武昌，未嘗問湖南事；推之兩廣、閩浙、陝甘，莫不皆然。江蘇幅員不及四川四分之一，總督駐江寧；巡撫駐蘇州；提督駐清江浦，兼兵部侍郎，專典制淮南，同於督、撫。江督名節制三省，其實號令不出一城，遑問皖、贛” ； 總督名義上管二至三省，實際上只管得了駐在省的事情，而駐在省又有個巡撫，本省大政也是他的分內事。然則，督、撫同城，為了爭奪本省控制權，不得不有一番鬥爭。不論督、撫，其中一人或後臺更硬，或才能更強，必能壓制另一人；若勢均力敵，則整日廝鬥，任內俱都不得安寧。同治九年，張文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案情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其中一種說法，就用督撫不和來解釋，說幕後主使是江蘇巡撫丁日昌。雖未敢確信，但也見出督、撫不和所引發的爭端能夠到達多麼激烈的程度。就拿郭嵩燾所在的廣東來說：嘉慶年間，總督那彥成與巡撫百齡明爭暗鬥，百齡遂因失察家丁，擬遣戌。孫玉庭繼任巡撫，也繼承了鬥志，終以“濫賞盜魁”的罪名劾罷那彥成；後百齡再來，任總督，以怨報德，用“葸懦”的罪名劾罷孫玉庭。職位之間不解的世仇，自然也傳染了瑞麟和郭嵩燾，他在《奏請開缺另簡能員接任廣東巡撫疏》中披露了督、撫不和的實況，略謂： “李福泰粉飾軍情；方耀聞賊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軍潰散；卓興駐省兩月，索餉二十萬，由老隆調赴興寧，徑報率勇歸家，已而複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