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謂“名”，就是：“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德、功、言三者，對曾國荃來說，德、言俱不可問，惟立功以致不朽，可望達到。株守城下，苦心經營，兩年多來，日思夜想的就是打進南京城，其他種種，匪所思存。肅清江蘇之功，讓與李鴻章；安徽剿苗之功，讓於唐訓方；江西防守之功，讓於席寶田。如果攻克南京之功，也要讓出一半，那前此的心血，盡成虛費，身後的名聲，全成泡影。情何以堪？生亦何歡？大哥來信，講什麼：“此亦非甚壞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後為美名哉？人又何必佔天下第一之美名哉？”曾國荃當然聽不進去。但是，不愛聽又如何呢？湘軍確無攻城善策，淮軍恰有攻堅利器；總是這麼佔著茅坑不拉屎，以一己私念妨礙全域性公事，也不是個事吧？暫且放下曾國荃的尷尬，看看李鴻章的“辦理”。 四月下旬，致函曾國藩，他已經表過態了；五月初，他又給曾國荃吃了一顆定心丸： “屢奉寄諭，飭派敝軍協剿金陵。鄙意以我公兩載辛勞，一簣未竟，不敢近禁臠而窺臥榻。況入滬以來，幸得肅清吳境，冒犯越疆，怨忌叢生，何可輕言遠略？常州克復，附片藉病回蘇，及奏報丹陽克復，摺尾宣告：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當入清聽。富將軍之淺躁，左制軍之傾擠，鴻章不樂為也” ； 南京就是曾國荃的“禁臠”、“臥榻”，孰敢“近”、“窺”？但這話出自曾九之口，未免有失風度；李二胸脯一拍，直言無諱，擺出一幅鐵哥們姿態，請“我公”寬心，且莫猜疑。尤有甚者，拈出兩份奏摺，以示於公於私都在儘量維護“我公”的臉面。克復常州後，李鴻章奏稱“感冒風溼，眠食頓減”，即行回蘇“就醫” ，離南京越遠越好。克復丹陽摺內則有“金陵……不日當可得手” 之語，暗示無需會剿之意。二分奏摺俱作於四月間，更能顯示李鴻章的見機之早，用心之苦。末雲富明阿“淺躁”，即前述富欲渡江助剿事；左宗棠“傾擠”，則指淮軍“冒犯越（浙江）疆”，攻克嘉興，引發左宗棠滿腹牢騷。一味表白自己不夠，還要樹兩個反面典型，以示劃清界限；跡近於小人市恩，無足深論。李鴻章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撇清，固然體現出他無意爭功的善意，但也從側面反映出曾國荃忌諱他人助剿到了如何敏感的程度。何況，當時還有一種說法，即李鴻章雖然無意爭功，但淮軍將領頗有直搗黃龍之意： “方詔之日促也，銘、盛諸將鹹躍躍欲試。或曰：‘湘軍百戰之績，垂成之功，豈甘為人奪？若往，鮑（超）軍遇於東壩，必戰。’劉壯肅曰：‘湘軍之中疾疫大作，鮑軍十病六七，豈能當我巨炮！’文忠（李鴻章）存心忠厚，終不許。將卒皆知其事” ； “銘”及“劉壯肅”，指劉銘傳；“盛”，周盛波，都是淮軍名將。淮軍將領攘功爭利，不惜與湘軍內戰，似乎不可思議。但是，分析一下淮軍諸將當時的軍功簿，卻又覺得合乎情理。克服蘇州是淮軍當日第一大功，但排在奏保前列的，乃是程學啟、戈登、李朝斌、黃翼升四人，劉、潘諸人無與焉。嗣後克復常州，劉銘傳雖記頭功，但終不可與蘇州之功相提並論。軍人博命疆場，無不希圖克名城、殲首酋、膺懋賞；眼前再無比攻克南京、殲滅洪李更大的目標，而湘軍久攻不下，朝旨適令助剿，正是百年不遇的機緣。眾將士“躍躍欲試”，至曰“當我巨炮”，實在情理之中，不得盡謂流言。“將卒皆知其事”，曾國荃自然也有所聞，嘴上不說，心中能不猜疑？因此，李鴻章屢屢致意，喋喋不休，固然為了表明本心，也不無闢謠避謗的意思。 然則，李鴻章終究要回復這道諭旨，如何措辭呢？單說“指日即可得手”、毋庸協剿當然行不通，能說的，就只有列舉客觀困難了： “於攻克常州後，未敢遽議協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將苦戰經年，傷病疲乏，未得休養，若遽令遠出，誠恐再衰三竭，無裨大局。一以曾國荃全軍兩年圍攻，一簣未竟，屢接來書，謂：‘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餉；現開地道十餘處，約有數處，五六月間可成’；如能及早轟開，自必無須協助。又、疊準曾國藩諮緘，屬令派兵接防句容、東壩、溧水、高淳各處。又、疊準左宗棠諮商，撥兵進規長興，以掣湖州賊勢。臣因湖郡賊氛尚熾，實為蘇省切近之憂，應先派勁旅進規長興，協取湖郡。俟湖州克復，門戶穩固，然後分兵會圖金陵，方無後顧之慮。是以揀派郭松林、劉士奇、王永勝、楊鼎勳等軍會攻長興，現已進逼城根，勢難遽行撤動。而蘇、常新復，各郡縣內防湖州竄匪，外堵金陵竄路，節節設防，未可一處空虛。常勝軍裁撤後，英酋巴夏禮等方以松、滬腹地無備，日與饒舌，臣固未可遠離，臣之兵力亦僅勉支堵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