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做不到兩面討好。於是,權衡利弊、分別親疏,他決定繼續得罪左宗棠,繼嘉興以後,再去分剿湖州。當然,事情不能做得太絕,真將部隊開到湖州,楚軍非跟淮軍打一仗不可,故李鴻章選擇進攻湖州北部的長興,“以避協攻湖郡之名”。協攻湖洲,與協攻南京,在“功利”上差別巨大,毋庸贅言;而且,協攻湖洲而不是南京,既違背朝意,又觸怒“左帥”,可說是利少害多,得不償失。李鴻章視而不見,毅然自承,其中的深情厚誼,“師門”與“沅丈”必然心領神會,大受感動。 此外,信中所謂“富將軍遽欲會攻”,乃指駐守揚州的富明阿於四月間主動請纓助剿南京一事。富明阿一介莽夫,不明白南京未克,並非缺少兵將,乃無西洋大炮之故;而性情浮躁,時抱貪鄙之念,遂冒然請旨助剿。軍機處諸人比他明白得多,知道他此去純屬幫倒忙,於是“諭旨令其以江北為重” ,毋庸南渡。李鴻章拈出此事,適足反襯自己樂於成人之美,毫無貪念。 世間之人,每當事態萌發之時,昧於查察之明,不能當機立斷,以至綿延遷就,小眚釀成大錯。淮軍助剿這個說法甫露端倪,李鴻章便態度鮮明的表明立場:“不但洋將常勝軍不可分彼功利,即蘇軍亦須緩議”;並立即安排淮軍助剿浙江,全面杜絕朝廷遣調的可能性。此舉固然如左宗棠所說“不可謂謀國之忠”,但舍此之外,還有更好的辦法兼顧人情、國事麼? 當然,淮軍助剿之議,決不會因此中止。淮軍炮火強勁,確為攻城利器;湘軍久攻不下,正當藉助其力。常州克復後,中樞便稍露會攻之意,但“亦未敦促”,其所以如此之故,乃是藉機刺激一下曾國荃,希望他在榮譽感的激勵下,“出奇制勝,迅拔堅城”。但是,除了挖地道,曾國荃那還有“出奇制勝”之策?於是,一個月過去,南京軍情依然如故。朝廷只問成效,而不必問名自孰出、功自孰成;因此,五月八日,降下一道諭旨: “李鴻章所部兵勇攻城奪隘,所向有功,炮隊尤為得力;現在金陵功在垂成,發、捻蓄意東趨,遲恐掣動全域性,李鴻章豈能坐視!著即迅調勁旅數千及得力炮隊前赴金陵,會合曾國荃圍師,相機進取,速奏膚公。李鴻章如能親督各軍與曾國荃會商機宜,剿辦更易得手,著該撫酌度情形,一面奏聞,一面迅速辦理。曾國藩身為統帥,全域性在胸,尤當督同李鴻章、曾國荃、彭玉麟,和衷共濟,速竟全功,掃穴擒渠,同膺懋賞。總以大局為重,不可少存畛域之見”; 一月之間,口風大變。四月初尚“未敦促”,五月初則不由分說,代為主張;所謂“一面奏聞,一面迅速辦理”,則是說李鴻章無需復奏,奉命後即當派“勁旅數千及得力炮隊前赴金陵”,至於能否親臨前線督陣,待派兵以後再“酌度情形”。這種命令,就如小說家所津津樂道的“金牌”,只能遵從,毫無商量餘地。這種命令,又像圍棋中力大無比的“強手”,雖有無理之嫌,倘非謀勇雙全的奕者,也無法應對。當此之時,不管軍務如何繁迫,仍然堅持每日一局圍棋的曾國藩如何落子?當此之時,老師堅城,計無所出,病肝吐血的曾國荃如何感想?當此之時,首當其衝、左右為難的李鴻章如何“辦理”? 淮軍助剿南京,較之李泰國艦隊助剿南京,不可同日而語。運動戰是否需要助戰,主要看時機;兩軍野戰,能在適當的時候多出一支奇兵、活兵,或抄敵後,或斷敵運,其必能建功,顯而易見。攻堅戰是否需要助攻,則看需求。攻城無善策,全憑炸炮轟,曾國荃軍中正缺巨炮。李泰國艦隊的作用只在於封鎖江面,於實際攻城幫不上忙,而湘軍水師早已控制長江;因此,曾國荃回覆總署密函,說:“江邊僅金陵一城未復,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掃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可是,“剋期掃蕩”的話說了一年半(覆函在二年十月間),南京猶未攻下,“剋期”漸成無期,“掃蕩”未免荒唐,再要拒絕援助,就不能如拒絕洋艦那樣理直氣壯了。淮軍“炮隊尤為得力”,正能為“少好炮”的湘軍助上一臂之力,正能滿足攻堅戰的需求;因此,曾氏兄弟已經沒有拒絕援剿的藉口,惟一可指望的,就看李鴻章是否言行合一,實踐他前此表明的立場。 在李鴻章再次表態前,曾國藩和曾國荃先商量了一番: “少荃會剿金陵,好處甚多,其不好處不過分佔美名而已。後之論者曰:潤(胡林翼)克鄂省,迪(李續賓)克九江,沅克安慶,少荃克蘇州,季高(左宗棠)克杭州,金陵一城,沅與荃各佔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壞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後為美名哉?人又何必佔天下第一之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於人,遷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內傷,兄弟二人皆將後悔;不如及今決計,不著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