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做不到兩面討好。於是，權衡利弊、分別親疏，他決定繼續得罪左宗棠，繼嘉興以後，再去分剿湖州。當然，事情不能做得太絕，真將部隊開到湖州，楚軍非跟淮軍打一仗不可，故李鴻章選擇進攻湖州北部的長興，“以避協攻湖郡之名”。協攻湖洲，與協攻南京，在“功利”上差別巨大，毋庸贅言；而且，協攻湖洲而不是南京，既違背朝意，又觸怒“左帥”，可說是利少害多，得不償失。李鴻章視而不見，毅然自承，其中的深情厚誼，“師門”與“沅丈”必然心領神會，大受感動。 此外，信中所謂“富將軍遽欲會攻”，乃指駐守揚州的富明阿於四月間主動請纓助剿南京一事。富明阿一介莽夫，不明白南京未克，並非缺少兵將，乃無西洋大炮之故；而性情浮躁，時抱貪鄙之念，遂冒然請旨助剿。軍機處諸人比他明白得多，知道他此去純屬幫倒忙，於是“諭旨令其以江北為重” ，毋庸南渡。李鴻章拈出此事，適足反襯自己樂於成人之美，毫無貪念。 世間之人，每當事態萌發之時，昧於查察之明，不能當機立斷，以至綿延遷就，小眚釀成大錯。淮軍助剿這個說法甫露端倪，李鴻章便態度鮮明的表明立場：“不但洋將常勝軍不可分彼功利，即蘇軍亦須緩議”；並立即安排淮軍助剿浙江，全面杜絕朝廷遣調的可能性。此舉固然如左宗棠所說“不可謂謀國之忠”，但舍此之外，還有更好的辦法兼顧人情、國事麼？ 當然，淮軍助剿之議，決不會因此中止。淮軍炮火強勁，確為攻城利器；湘軍久攻不下，正當藉助其力。常州克復後，中樞便稍露會攻之意，但“亦未敦促”，其所以如此之故，乃是藉機刺激一下曾國荃，希望他在榮譽感的激勵下，“出奇制勝，迅拔堅城”。但是，除了挖地道，曾國荃那還有“出奇制勝”之策？於是，一個月過去，南京軍情依然如故。朝廷只問成效，而不必問名自孰出、功自孰成；因此，五月八日，降下一道諭旨： “李鴻章所部兵勇攻城奪隘，所向有功，炮隊尤為得力；現在金陵功在垂成，發、捻蓄意東趨，遲恐掣動全域性，李鴻章豈能坐視！著即迅調勁旅數千及得力炮隊前赴金陵，會合曾國荃圍師，相機進取，速奏膚公。李鴻章如能親督各軍與曾國荃會商機宜，剿辦更易得手，著該撫酌度情形，一面奏聞，一面迅速辦理。曾國藩身為統帥，全域性在胸，尤當督同李鴻章、曾國荃、彭玉麟，和衷共濟，速竟全功，掃穴擒渠，同膺懋賞。總以大局為重，不可少存畛域之見”； 一月之間，口風大變。四月初尚“未敦促”，五月初則不由分說，代為主張；所謂“一面奏聞，一面迅速辦理”，則是說李鴻章無需復奏，奉命後即當派“勁旅數千及得力炮隊前赴金陵”，至於能否親臨前線督陣，待派兵以後再“酌度情形”。這種命令，就如小說家所津津樂道的“金牌”，只能遵從，毫無商量餘地。這種命令，又像圍棋中力大無比的“強手”，雖有無理之嫌，倘非謀勇雙全的奕者，也無法應對。當此之時，不管軍務如何繁迫，仍然堅持每日一局圍棋的曾國藩如何落子？當此之時，老師堅城，計無所出，病肝吐血的曾國荃如何感想？當此之時，首當其衝、左右為難的李鴻章如何“辦理”？ 淮軍助剿南京，較之李泰國艦隊助剿南京，不可同日而語。運動戰是否需要助戰，主要看時機；兩軍野戰，能在適當的時候多出一支奇兵、活兵，或抄敵後，或斷敵運，其必能建功，顯而易見。攻堅戰是否需要助攻，則看需求。攻城無善策，全憑炸炮轟，曾國荃軍中正缺巨炮。李泰國艦隊的作用只在於封鎖江面，於實際攻城幫不上忙，而湘軍水師早已控制長江；因此，曾國荃回覆總署密函，說：“江邊僅金陵一城未復，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掃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可是，“剋期掃蕩”的話說了一年半（覆函在二年十月間），南京猶未攻下，“剋期”漸成無期，“掃蕩”未免荒唐，再要拒絕援助，就不能如拒絕洋艦那樣理直氣壯了。淮軍“炮隊尤為得力”，正能為“少好炮”的湘軍助上一臂之力，正能滿足攻堅戰的需求；因此，曾氏兄弟已經沒有拒絕援剿的藉口，惟一可指望的，就看李鴻章是否言行合一，實踐他前此表明的立場。 在李鴻章再次表態前，曾國藩和曾國荃先商量了一番： “少荃會剿金陵，好處甚多，其不好處不過分佔美名而已。後之論者曰：潤（胡林翼）克鄂省，迪（李續賓）克九江，沅克安慶，少荃克蘇州，季高（左宗棠）克杭州，金陵一城，沅與荃各佔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壞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後為美名哉？人又何必佔天下第一之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於人，遷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內傷，兄弟二人皆將後悔；不如及今決計，不著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