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奏請褒獎,一是保持距離。李鴻章在殺降當日拜發的捷報中,奏請褒獎四個人,頭功是程學啟,次功就是戈登,李朝斌、黃翼升尚在其後 。保持距離,則是不再召同常勝軍會剿,獨立完成軍事任務,例如,收復蘇州後,幾天內淮軍就攻克了無錫、金匱。此招正好撓著戈登的癢處;軍人的使命畢竟是贏得戰爭、贏得榮譽,糾纏於道德準則,實在不是戈登這個“大名鼎鼎的異邦人”登陸中國的目的。兩個月後,李鴻章稍示和好,他便盡捐前嫌,再度和淮軍並肩作戰。不過,作為一個有原則的人,作為一個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人,他拒絕收受朝廷賞給的一萬兩銀子 ,以此表示個人對於殺降事件持有保留意見。他在褒獎令背面寫下一段類似薩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宣言的文字:“由於攻佔蘇州後所發生的情況,我不能接受任何標誌皇帝陛下賞識的東西” 。 李鴻章運用他在文學(敘事)、公關方面的技巧和手腕,平息了蘇州殺降引起的風波。當其時也,值其勢也,能如此大膽妄為、肆行其志,而又能收發自如、圓滿收場,其任事之勇、幹事之才,不得不令人佩服。但是,背理棄義,食言賣友,李鴻章“好用小智小術”,“於是而有慚德” ,不得不令人鄙棄。  
曾九的禁臠
同治元年五月,曾國荃進扎雨花臺;這次軍事行動,算不上名實相符的圍城,只能視作形式大於內容的標誌性事件。明年五月,水師攻克九洑洲,長江肅清;相當於圍住南京的西面。八月,陸軍攻克南京東、南面十處堅壘。三年正月,攻克太平軍在鐘山之巔修築的“天保城”,並分守洪山、北固山等處,宣告合圍成功。這是篇首所謂的內圈之圍。“距城百里之外,如鎮江、東壩、溧水、金柱關均有重兵助守,宜興、溧陽二縣又新經蘇軍(伯牛按即淮軍)克復,外援將絕,糧米無多” ;這是篇首所謂的外圍之勢。內外相合,甕中捉鱉,才算真正拉開戰天京的序幕。 東南全域性方面:二年十月末,李鴻章收復蘇州;三年二月,左宗棠克復杭州。對曾國荃來說,這無疑是天大喜訊;從此之後,圍師再不用擔心自江、浙東來的“大股援賊”,可以一心一意的圍城、攻城。但是,這也是無聲而有力的催促;所謂肅清東南,其成功的標誌就是攻克南京、蘇州、杭州這三座城市,如今,蘇、杭已復,南京就成為萬眾矚目之地。雖不敢打包票說剋期奏功,但是,繼續按照九江、安慶的攻法,嚴圍緩攻,候敵自潰,已經不合時宜。且看曾國藩奏報完成南京合圍以後收到的批諭: “金陵城大而堅,圍攻不易。誠恐各營將士號令不一,心志難齊,曾國藩能否親往督辦?俾各營將士有所秉承,以期迅速奏功” ; 九江、安慶自合圍至攻克,費時都在一年以上;南京之險固,更甚於二城,比照前事,似不應過於催促。但是,李鴻章復甦州,只需三月;左宗棠克杭州,不過半年;然則今時不同往日,又未可拖延過久。曾國荃率兵從安慶打到南京,其部下始終跟隨,並不存在“號令不一,心志難齊”的問題,朝廷未嘗不知道;但偏要以此為藉口,讓曾國藩親臨督戰,用意即在於此。曾國荃是前敵指揮,曾國藩為全域性統帥,朝廷不直接催促曾國荃,而向曾國藩委婉示意,就是在不破壞行政指揮架構的情況下,暗示曾國荃應該力圖進取,不事苟安,要以李、左為榜樣,而不要援照九、安的成例,儘早克復南京。 但是,湘軍和李、左二軍相較,在攻城的裝備方面,有一個巨大的缺陷,那就是沒有大型炸炮。李鴻章有常勝軍,左宗棠有常捷軍,這兩隻部隊的猛烈火力,能在攻城時發揮巨大的作用。戈登在常勝軍解散後,曾赴南京參觀湘軍圍師,便說湘軍之“營壘堅固、號令嚴肅”,令人佩服,美中不足的則是“少好炮” 。曾國藩看了李、左等人彙報克城的摺稿後,也一改“在人不在器”的成見,慨嘆:“炸炮轟到之城,實可騎馬而登,勝於地洞十倍” 。由此可見,在沒有洋炮助陣的情況下,用李、左的戰績來敦促曾國荃加快進度,確實有點不公平。 語曰: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沒有大炮,那就只好挖地道了。二年八月間,曾國荃就已擇地開挖,進行前期準備,三年正月合圍後,更是全面開挖,路路並進。但是,地道攻城,實在不是上策。首先,炸藥用量太大,難以為繼,後勤部長曾國藩就屢屢抱怨: “地洞一事,前十一月初五日已浪費藥數萬斤,近日聞又有一洞將發,又將浪費數萬。此等百戰之寇,其力豈不能堵一缺口?餘實苦無藥可解。特此飛告:一、請弟莫再轟地洞,二、請弟函商少荃酌借火藥。勿謂兄言之不早也” ; 其次,在挖地道的過程中,艱險萬狀,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