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奏請褒獎，一是保持距離。李鴻章在殺降當日拜發的捷報中，奏請褒獎四個人，頭功是程學啟，次功就是戈登，李朝斌、黃翼升尚在其後 。保持距離，則是不再召同常勝軍會剿，獨立完成軍事任務，例如，收復蘇州後，幾天內淮軍就攻克了無錫、金匱。此招正好撓著戈登的癢處；軍人的使命畢竟是贏得戰爭、贏得榮譽，糾纏於道德準則，實在不是戈登這個“大名鼎鼎的異邦人”登陸中國的目的。兩個月後，李鴻章稍示和好，他便盡捐前嫌，再度和淮軍並肩作戰。不過，作為一個有原則的人，作為一個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人，他拒絕收受朝廷賞給的一萬兩銀子 ，以此表示個人對於殺降事件持有保留意見。他在褒獎令背面寫下一段類似薩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宣言的文字：“由於攻佔蘇州後所發生的情況，我不能接受任何標誌皇帝陛下賞識的東西” 。 李鴻章運用他在文學（敘事）、公關方面的技巧和手腕，平息了蘇州殺降引起的風波。當其時也，值其勢也，能如此大膽妄為、肆行其志，而又能收發自如、圓滿收場，其任事之勇、幹事之才，不得不令人佩服。但是，背理棄義，食言賣友，李鴻章“好用小智小術”，“於是而有慚德” ，不得不令人鄙棄。  
曾九的禁臠
同治元年五月，曾國荃進扎雨花臺；這次軍事行動，算不上名實相符的圍城，只能視作形式大於內容的標誌性事件。明年五月，水師攻克九洑洲，長江肅清；相當於圍住南京的西面。八月，陸軍攻克南京東、南面十處堅壘。三年正月，攻克太平軍在鐘山之巔修築的“天保城”，並分守洪山、北固山等處，宣告合圍成功。這是篇首所謂的內圈之圍。“距城百里之外，如鎮江、東壩、溧水、金柱關均有重兵助守，宜興、溧陽二縣又新經蘇軍（伯牛按即淮軍）克復，外援將絕，糧米無多” ；這是篇首所謂的外圍之勢。內外相合，甕中捉鱉，才算真正拉開戰天京的序幕。 東南全域性方面：二年十月末，李鴻章收復蘇州；三年二月，左宗棠克復杭州。對曾國荃來說，這無疑是天大喜訊；從此之後，圍師再不用擔心自江、浙東來的“大股援賊”，可以一心一意的圍城、攻城。但是，這也是無聲而有力的催促；所謂肅清東南，其成功的標誌就是攻克南京、蘇州、杭州這三座城市，如今，蘇、杭已復，南京就成為萬眾矚目之地。雖不敢打包票說剋期奏功，但是，繼續按照九江、安慶的攻法，嚴圍緩攻，候敵自潰，已經不合時宜。且看曾國藩奏報完成南京合圍以後收到的批諭： “金陵城大而堅，圍攻不易。誠恐各營將士號令不一，心志難齊，曾國藩能否親往督辦？俾各營將士有所秉承，以期迅速奏功” ； 九江、安慶自合圍至攻克，費時都在一年以上；南京之險固，更甚於二城，比照前事，似不應過於催促。但是，李鴻章復甦州，只需三月；左宗棠克杭州，不過半年；然則今時不同往日，又未可拖延過久。曾國荃率兵從安慶打到南京，其部下始終跟隨，並不存在“號令不一，心志難齊”的問題，朝廷未嘗不知道；但偏要以此為藉口，讓曾國藩親臨督戰，用意即在於此。曾國荃是前敵指揮，曾國藩為全域性統帥，朝廷不直接催促曾國荃，而向曾國藩委婉示意，就是在不破壞行政指揮架構的情況下，暗示曾國荃應該力圖進取，不事苟安，要以李、左為榜樣，而不要援照九、安的成例，儘早克復南京。 但是，湘軍和李、左二軍相較，在攻城的裝備方面，有一個巨大的缺陷，那就是沒有大型炸炮。李鴻章有常勝軍，左宗棠有常捷軍，這兩隻部隊的猛烈火力，能在攻城時發揮巨大的作用。戈登在常勝軍解散後，曾赴南京參觀湘軍圍師，便說湘軍之“營壘堅固、號令嚴肅”，令人佩服，美中不足的則是“少好炮” 。曾國藩看了李、左等人彙報克城的摺稿後，也一改“在人不在器”的成見，慨嘆：“炸炮轟到之城，實可騎馬而登，勝於地洞十倍” 。由此可見，在沒有洋炮助陣的情況下，用李、左的戰績來敦促曾國荃加快進度，確實有點不公平。 語曰：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沒有大炮，那就只好挖地道了。二年八月間，曾國荃就已擇地開挖，進行前期準備，三年正月合圍後，更是全面開挖，路路並進。但是，地道攻城，實在不是上策。首先，炸藥用量太大，難以為繼，後勤部長曾國藩就屢屢抱怨： “地洞一事，前十一月初五日已浪費藥數萬斤，近日聞又有一洞將發，又將浪費數萬。此等百戰之寇，其力豈不能堵一缺口？餘實苦無藥可解。特此飛告：一、請弟莫再轟地洞，二、請弟函商少荃酌借火藥。勿謂兄言之不早也” ； 其次，在挖地道的過程中，艱險萬狀，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