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實有利於淮軍，假以時日，必能力取。但如前所述，軍機處和曾國藩正在催調黃翼升水師，並已發下最後通牒：再不應調，即興參辦。果真參辦，水師勢必調離；水師調離，城圍勢必鬆懈；城圍鬆懈，克復必成虛願。程、李當日並不能預知苗沛霖即將覆滅，而是以為黃翼升水師必在短期內離開江蘇，赴淮協剿。那麼，如何在水師離開前最大限度發揮水師的作用，成為淮軍戰略考量的首要甚至是唯一因素。水師在，可以繼續攻城，但不能保證如期攻下；水師不在，則遑論攻城，並因此減輕敵軍的壓力，得隨時提防敵軍的反攻倒算；江蘇攻守大局，敵我消長之勢，將為之大變。為避免出現此種局勢，其戰略決策必須遵守如下原則：招降較之克城，用力較省，用時較短，故攻城不如招降。投降、受降，須進行談判；水師隨時可能調離，則談判必須速戰速決，否則水師撤離，敵方壓力驟減，便會拒絕投降。談判要快，唯一的辦法就是不糾纏細節，有求必應，甚至主動犧牲權益。於是，程學啟在洋澄湖談判中，答應了所有不合理、無法履行的條款。於是，郜永寬等人在五天內 履行了合同義務，於二十五日來到淮軍大營，要求李、程履行相應義務。於是，李、程因無法執行合同，遂悍然違約，殺人滅口。 李鴻章、程學啟鑑於水師不日離蘇的現實困難，以招降代替攻城；鑑於談判條款不可執行的法理侷限，以殺降代替撫降。這就是殺降事件的真相。 談判初始，程學啟欺騙了郜永寬等降人以及戈登這個保人。隨即，向李鴻章彙報，並告知事成後殺降的“方略”。李鴻章“踟躇三晝夜，不能決”；所以如此之故，無非三個原因：首先，談判條款過於離奇。李鴻章知道朝廷不僅不會同意，甚至會因此進行責罰（勝保於本年初被殺，罪狀之一就是“養筴貽患”）；其次，倘若因此不得不殺降的話，前所列舉殺降之禍及輿論壓力，必將集矢於作為統帥的己身，自己應否承受？能否承受？最後，戈登身為保人，殺降勢必玷汙他的名譽。彼人一怒之下，是否會引發常勝軍和淮軍交惡乃至“開仗”，甚而導致中、英兩國的外交危機？場面鬧大，能否“駕馭在我”，實無把握。他“三晝夜，不能決”，程學啟可沒心思看他“踟躇”，故“以（離）去要（挾）之”。但求成功、不擇手段，即所謂“小人無忌憚”的很忍之心，終於佔了上風，就這樣，他半推半就參與到殺降事件中，並著手佈置善後事宜。程學啟對降人可以一殺了之，李鴻章作為一軍統帥，乃是最終責任人，則需考慮到事後的危機公關。 一個是道德、輿論層面的公關。伯牛作為歷史愛好者，可以將這個先騙降後殺降的故事原原本本、清清楚楚的講一遍，他卻不能。因為，殺降不過是“暴虐”，依照雷鋒同志所說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般殘酷無情的名言，過分一點而已，尚無傷大雅；倘若此前還有騙降的勾當，那麼，他就不但破壞了“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招降談判，李、程實為政府代表）的政治原則，也觸犯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的聖門家法。較之“暴虐”的惡名，這才是真正的生命中難以承受之輕，他務必要文過飾非，盡行撇清。因此，他在報告中混淆次序，調換因果，將敵我經談判確定的“成議”置換為敵方臨時倡發的“動議”，將有組織有預謀的殺降解釋為倉促應變的“立斷當機”。藉此資訊不對稱之故，外界看到他的“第一手”材料，儘管對殺降不無微辭，但也能體諒他那份不得不如此的無可奈何。如此公關的結果就是：朝廷沒有一絲指責，並譏諷“夷人”的抗議是“不明事理” ；同儕不僅不譴責，甚而設身處地，予以褒揚 ；洋商以及英國外交官們在經過初期條件反射的憤怒之後，漸漸“淡然”，甚而“以殺偽酋為是” 。 還有一項公關，稍嫌麻煩，就是如何安撫戈登。那時候，中外人士尚未就人權、公法等“普世價值”取得共識，李鴻章這套便宜行事的說辭，尤其不能說服特別重視榮譽的戈登將軍。戈登在崑山知道這個訊息後，“深感恥辱和極度傷心”，發誓要消滅李、程和“實際上他懷疑參與將諸王斬首和蘇州屠殺的任何中國官員” 。據聞，他“自攜短銃以覓之” ，要和李鴻章進行一次私人決鬥。但是，此時的淮軍，已經不是初抵上海規模，而常勝軍“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軍”，所以，戈登“屢稱對仗”，李鴻章“亦不甚懼怯也” 。凡敢於利用、玩弄、出賣他人者，首要考慮的就是事態激化後是否有以制之，否則，就成了玩火自焚。淮軍實力足以彈壓常勝軍，早在李鴻章和程學啟的算計之中，戈登熟知彼己，自也不敢意氣用事。雙方不發生火拼，則事態尚未惡化，則公關之術猶有用武之地，李鴻章針對戈登實施的公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