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聖庫”之有，毋庸置疑，而“聖庫”之絀，亦毋庸置疑 。 由此可知，湘軍當日入城，未能發掘出巨大“窖藏”，是實在情形，曾國藩並非“工”於“作奏”，不過實話實說而已。當然，“聖庫”之不足掠奪，只說明湘軍作為接管南京的軍事組織，在對公業務方面成效不彰，並不說明作為個體的湘軍兵將都空手而歸。曾氏兄弟進城之後，發現“克復老巢而全無貨財”，失望之餘，不免生出幾分恐懼。根據歷史記載以及實戰經驗，敵國都城的金銀寶藏，只是多少問題，而非有無問題；孰料南京城竟出現了有無問題，明顯於理不合，與史不符。然則，實話實說，必難取信於人。旁人不信，也倒罷了，人主、朝臣不信，則問題大了，所謂傍議叢生，所謂憂讒畏譏，就是這種背黑鍋的尷尬境況的真實寫照。故曾氏兄弟初則失望，繼則恐懼，故曾國荃要建議“勒令各營按名繳出”三日弛禁期內擄獲的“賊贓”，“以抵欠餉”，多多少少湊個數兒，平息輿論。曾國藩則老謀深算，知道眾將士固有愚智強弱之別，所得資財則有多寡不均之實，“按名勒繳”的話，所得甚少的“弱者”一定“刑求而不得”，而所得較多的“強者”必會“抗令而遁逃”。如此，則不但無補於實際收入，甚且“損政體而失士心”。遂不採納“按名勒繳”的建議，而設立不問“賊身囊金”（降卒或敵屍隨身攜帶的財物）只查繳“賊館窖金”（公私大小庫存財物）的法令。當然，此法只是一紙具文；三日弛禁期內，不論囊金、窖金，十之###已被將士們搜刮一空，事後再怎麼嚴格執行此條法令，也是所得甚微，聊勝於無。 找不到大筆“賊贓”，必然遭致譏議；為免譏議，總不能倒貼銀錢，做賠本買賣。處此兩難之境，曾國藩只有實行“挺經”之法，抱著“此心耿耿可對君父”的赤誠，據實“覼縷”，儘量爭取中朝人士的諒解；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中樞也許和曾國藩心心相印，用人不疑；也許收到實地諜報，兩造俱符；也許格於情勢，無可奈何；總之，曾摺奏聞七日後，便迅速下達了一道“理解萬歲”的批諭： “逆擄金銀，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據御史賈鐸具奏，故令該大臣查明奏聞。今據奏稱：城內並無賊庫；自系實在情形”；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曾國荃在富豪榜上的排位
就官方層面而言，此事已經了結。只是，普通群眾覺悟比較低，怎麼也不相信“城內並無賊庫”，幾乎眾口一詞，說曾家老九因此一役，驟成鉅富。我們看幾則有代表性的傳言。 “（曾國荃）入天王府，見殿上懸圓燈四，大於五石瓠，黑柱內撐如兒臂，而以紅紗飾其外。某提督在旁，詫曰：‘此元時寶物也’；蓋以風磨銅鼓鑄而成，後遂為忠襄（國荃諡號）所得”；這是說他侵吞了四個元代製造的大頂燈。 “（曾國荃）於天王府獲東珠一掛，大如指頂，圓若彈丸，數之，得百餘顆；誠稀世之寶也。又獲一翡翠西瓜，大於栲栳，裂一縫，黑斑如子，紅質如瓤，朗潤鮮明，殆無其匹。識者曰：‘此圓明園物也’”；東珠，出產於東北混同江、烏拉寧古塔諸河（即今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勻圓瑩白，大可半寸，小者亦如菽顆。王公等冠頂飾之，以多少分等秩、昭寶貴焉” ；如此寶珠，曾國荃一下撿了一百多顆，此外，還抱回一個大於篾筐（栲栳）的翡翠西瓜。唐人用“栲栳量金”形容當日長安貴少的奢華 ，若見到湘鄉曾九用栲栳盛著一砣翡翠，不知作何言語？ 除了列舉實物，傳言還折算了曾國荃南京之行的全部現金收入： “聞忠襄於此中獲資數千萬。除報效若干外，其餘悉輦於家” ； 為了對數千萬兩銀子 有個感性而現實的認識，我們來做做數學題，將之換算為今日幣值。從三至九，皆可稱“數”；換算所用的中介物，則以大米為例。咸豐十一年至同治九年間，米價為4480文/石 ，約合兩銀子/石 ；清代每石，相當於今日的公斤，然則一兩銀子可購公斤大米，然則“數”千萬兩銀子可購大米，在1；256；100——3；768；300噸之間。今日中等質量大米，約2元/公斤，然則，曾九此行獲利，摺合人民幣在25億至75億之間。再參照《福布斯》雜誌公佈的本年度中國富豪榜，我們發現，曾國荃可以輕輕鬆鬆躋身前十之列。感性認識，尚不僅此。倘若曾國荃真有數千萬家財，那麼，他的資產將數倍乃至數十百倍於當時大清帝國的國庫儲備。嘉慶十九年，戶部庫存銀為一千二百四十萬兩 ，曾國荃至少三倍之；道光三十年，庫存八百餘萬兩 ，曾國荃至少三十倍之；咸豐三年，庫存僅為二十餘萬兩 ，曾國荃至少一百五十倍之！ 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