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憨” （書面語則為“質厚”），怎麼一勝以後，立即就學會了這些歪門邪道？因此，他猜測這個歪點子必出自“喜任術，善牢籠”的胡林翼，而煽風點火者則為郭家嵩燾、崑燾兩兄弟（即信中“兩諸葛”）。左宗棠既自稱“武侯”，則不僅在經濟之學上向諸葛亮看齊，行藏用舍這些人生大關節必也以諸葛亮為榜樣。早年，他深受陶澍、林則徐的賞識，皆許之為“絕世奇才”，但科場三次敗北，令他官興闌珊，遂退歸家山，以務農、教讀為事，儼然“躬耕於南陽”的“臥龍”。張亮基、駱秉章先後撫湘，慕左先生大名，數次“遣使持幣入山敦促”，他才出山入幕，又儼然是三顧茅廬以後方出山任事的“臣亮”。然則，半品之加，一翎之賞，本非他此行的目的，何況來路不正，跡近交易，正所謂“以藍頂尊武侯而奪其綸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當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為世訕笑，進退均無所可”。所以，他一開始就要嚴詞拒絕，說“大非（朋友）相處之道”了。 但是，此信的重點，尚不在此。不苟取、不妄得，不過區區一介之廉，不足以說明他的志向和原則。“鄙人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這句話，必出於實幹家之口，亦只會出於真能辦事者之口。知縣為親民之官，即今日所謂基層黨（政）組織也；位置卑下，作用巨大。對百姓來說，知縣就是可以觸知的具體而微的中央政府，“帝力於我何有哉”？即在是也。對中央來說，知縣就是可以量化的對政策效果進行評估的統計樣本，黃仁宇所謂“數目字管理”的國家，即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然則，政治是否清明，行政是否通暢，知縣之為用大矣哉！然則，知縣之得人與否，關於國計民生者，豈可忽哉！瞭解一下清代在舉人中“大挑知縣”的程式，即知其時政府對知縣人選的重視： “每屆大挑，欽派王大臣在內閣舉行。每二十人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蓋用知縣者三人。（三人）既出，繼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謂之‘八仙’，亦皆出。其餘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職用” ； 舉人，在科舉制國家中，絕對是“精英”人物，而在其中挑選知縣，中籤率竟只有15％（二十選三）。由此可知，清代知縣的平均素質非常高。冒昧一點說，今日吾國公務員，就平均素質而言，不可能比得上當日的舉人 ，然則分別從兩個候選團體裡挑選出來的親民官，其素質也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是，清代中後期捐納之風大開，阿貓阿狗都可以做官，甚至道、府之類職位也能合法購得，遑論知縣；由此，清朝政府基層組織的有效性受到極大破壞。像白蓮教、太平天國、捻軍那種程度嚴重到動搖國本的起義接連發生，不能不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結構的基本單元——知縣——的選拔制度受到極大破壞的惡果。今日報章不屢雲某處買官某處賣官麼？較之清代捐納，其合法非法則異，其害民誤國則同，為政者亟當凜之戒之。當然，這是題外話，點到即止。 正因為認識到知縣才能的難得，正因為認識到知縣在國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左宗棠才會說“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當然，真能勝任知縣者，其能力必不限於一縣；若一為知縣，終身知縣，那整個國家的政治必有其制度性缺陷。在一個設計合理、執行順暢的文官制度中，稱職的縣官必能透過正常渠道逐級晉升，由縣府而道司而督撫部院乃至“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調鼎”之臣，故左宗棠要說“此上惟督、撫握一省大權，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意思就是，做知縣最見功力也堪稱握有實權，知縣做好了，尚須經過州府道司等職位的歷練，用來熟悉行政程式，才能為“展布”自己的謀國治民之策。所謂“非一蹴所能得”，並非說他只能走極端，不作牛頭，就做雞頭；而是說他也承認伯牛前述的升級階梯具有合法性與合理性。 那麼，回到最開始引用這封信的原意；所以引用，目的在於透過人微言輕（其時彼剛入幕，尚未如後來數年能呼風喚雨、權傾一時也）時的表現，探求左宗棠行事作人的風格，是否始終偏於剛直一路。他不希罕苟得的利祿，是為剛。他的政治追求，以能具體辦事為標的，無所介意於官階之高卑，是為直。他直言二十年交情的胡林翼心術不正，“不及我者以此”，他直言同鄉兼親家郭氏兄弟“懵焉為其顛倒，一何可笑”，是亦為剛為直。身處半品閒職、幾根鳥毛之際，毫不苟且，不惜為微咎小眚破壞友朋間的和衷之道，當彼兵兇餉急、千鈞一髮之時，他會藉此機會私而忘公、修怨報復麼？   txt小說上傳分享
輓聯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午後，曾國藩和兒子曾紀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