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憨” (書面語則為“質厚”),怎麼一勝以後,立即就學會了這些歪門邪道?因此,他猜測這個歪點子必出自“喜任術,善牢籠”的胡林翼,而煽風點火者則為郭家嵩燾、崑燾兩兄弟(即信中“兩諸葛”)。左宗棠既自稱“武侯”,則不僅在經濟之學上向諸葛亮看齊,行藏用舍這些人生大關節必也以諸葛亮為榜樣。早年,他深受陶澍、林則徐的賞識,皆許之為“絕世奇才”,但科場三次敗北,令他官興闌珊,遂退歸家山,以務農、教讀為事,儼然“躬耕於南陽”的“臥龍”。張亮基、駱秉章先後撫湘,慕左先生大名,數次“遣使持幣入山敦促”,他才出山入幕,又儼然是三顧茅廬以後方出山任事的“臣亮”。然則,半品之加,一翎之賞,本非他此行的目的,何況來路不正,跡近交易,正所謂“以藍頂尊武侯而奪其綸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當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為世訕笑,進退均無所可”。所以,他一開始就要嚴詞拒絕,說“大非(朋友)相處之道”了。 但是,此信的重點,尚不在此。不苟取、不妄得,不過區區一介之廉,不足以說明他的志向和原則。“鄙人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這句話,必出於實幹家之口,亦只會出於真能辦事者之口。知縣為親民之官,即今日所謂基層黨(政)組織也;位置卑下,作用巨大。對百姓來說,知縣就是可以觸知的具體而微的中央政府,“帝力於我何有哉”?即在是也。對中央來說,知縣就是可以量化的對政策效果進行評估的統計樣本,黃仁宇所謂“數目字管理”的國家,即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然則,政治是否清明,行政是否通暢,知縣之為用大矣哉!然則,知縣之得人與否,關於國計民生者,豈可忽哉!瞭解一下清代在舉人中“大挑知縣”的程式,即知其時政府對知縣人選的重視: “每屆大挑,欽派王大臣在內閣舉行。每二十人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蓋用知縣者三人。(三人)既出,繼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謂之‘八仙’,亦皆出。其餘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職用” ; 舉人,在科舉制國家中,絕對是“精英”人物,而在其中挑選知縣,中籤率竟只有15%(二十選三)。由此可知,清代知縣的平均素質非常高。冒昧一點說,今日吾國公務員,就平均素質而言,不可能比得上當日的舉人 ,然則分別從兩個候選團體裡挑選出來的親民官,其素質也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是,清代中後期捐納之風大開,阿貓阿狗都可以做官,甚至道、府之類職位也能合法購得,遑論知縣;由此,清朝政府基層組織的有效性受到極大破壞。像白蓮教、太平天國、捻軍那種程度嚴重到動搖國本的起義接連發生,不能不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結構的基本單元——知縣——的選拔制度受到極大破壞的惡果。今日報章不屢雲某處買官某處賣官麼?較之清代捐納,其合法非法則異,其害民誤國則同,為政者亟當凜之戒之。當然,這是題外話,點到即止。 正因為認識到知縣才能的難得,正因為認識到知縣在國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左宗棠才會說“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當然,真能勝任知縣者,其能力必不限於一縣;若一為知縣,終身知縣,那整個國家的政治必有其制度性缺陷。在一個設計合理、執行順暢的文官制度中,稱職的縣官必能透過正常渠道逐級晉升,由縣府而道司而督撫部院乃至“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調鼎”之臣,故左宗棠要說“此上惟督、撫握一省大權,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意思就是,做知縣最見功力也堪稱握有實權,知縣做好了,尚須經過州府道司等職位的歷練,用來熟悉行政程式,才能為“展布”自己的謀國治民之策。所謂“非一蹴所能得”,並非說他只能走極端,不作牛頭,就做雞頭;而是說他也承認伯牛前述的升級階梯具有合法性與合理性。 那麼,回到最開始引用這封信的原意;所以引用,目的在於透過人微言輕(其時彼剛入幕,尚未如後來數年能呼風喚雨、權傾一時也)時的表現,探求左宗棠行事作人的風格,是否始終偏於剛直一路。他不希罕苟得的利祿,是為剛。他的政治追求,以能具體辦事為標的,無所介意於官階之高卑,是為直。他直言二十年交情的胡林翼心術不正,“不及我者以此”,他直言同鄉兼親家郭氏兄弟“懵焉為其顛倒,一何可笑”,是亦為剛為直。身處半品閒職、幾根鳥毛之際,毫不苟且,不惜為微咎小眚破壞友朋間的和衷之道,當彼兵兇餉急、千鈞一髮之時,他會藉此機會私而忘公、修怨報復麼?   txt小說上傳分享
輓聯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午後,曾國藩和兒子曾紀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