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但是，中樞竟不批准他的辭呈，說：“覽其所奏，語多負氣，本日已明降諭旨，將郭嵩燾嚴行申飭”，並命左宗棠“就近將郭嵩燾所參各節確切訪查，該督撫因何不協，究竟為公為私？據實復奏，請旨遵行” 。 辭職要受“申飭”，藏拙要被“訪查”，當官當成這樣，真不如回家烤紅薯來得自在。而奉命調查之人恰是“假公濟私”的左宗棠，公牘私函之間，二人何以為情？  
純剛與至柔
左宗棠和曾國藩對待天子 賜予“極權”時的態度大相徑庭。所謂“極權”，即在非常時期授予地區長官超乎本職事權的許可權，一般表現形式為節制數省軍務、吏事。咸豐十一年，諭令曾國藩節制贛、皖、蘇、浙四省，曾國藩再辭不獲。同治四年，又讓他節制直、魯、豫三省，他四次固辭，終於矇混過去。第三、四次辭命時還有個小故事。他在第三封辭摺中說，倘不蒙批准，“更當累疏瀆陳，雖上幹嚴譴，所不敢辭” ；隨後，又耍了個消極怠工（即久不奏事）的小把戲，惹得“聖慈”哭笑不得，說： “該大臣日久迄無奏報。於近來皖、豫軍情及各路如何佈置情形，均未陳奏；歷次所奉諭旨，亦未答覆。實屬疲玩因循。若欲藉此獲咎，冀卸節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諒該大臣公忠體國之心，何忍出此？” 慈禧眼###細，一下就看出曾國藩“藉此獲咎”、不想承擔“朝廷”的“倚任”。五十老翁，作弄狡獪，行跡如薄情男子；諭旨措辭，則逼肖怨婦口吻。兩廂對照，令人忍俊不禁。當然，這次辭任，曾國藩實有排程不靈的苦衷；隨同“剿捻”者幾乎都是淮軍人馬，更願接受李鴻章的統率，而不聽奉他的號令。不過，與咸豐末那次辭任一樣，曾國藩對待權力的態度非常謹慎，秉承“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的聖訓，追求一種不居其名、能行其實的境界。咸豐七年，他向天子要求事權專一的“實任”，不果，回家反省年餘；再度出山後，汲取教訓，一心講求敬慎畏懼之學，終於修到不求名而名至、不希功而功成的善果。左宗棠則一反其道而行之，卻也能立德、立功；殊途同歸，異曲同工，其中奧妙，不可不參詳一番。而且，不將這個道理說分明，繼續講述左、郭情事，才疏筆拙如伯牛者，竟有不知從何著手的困惑。 道不可知，其在跡乎？我們先看一封作於咸豐四年閏七月間的信，看能否辨認出左宗棠純以至剛之道，作人行事的心路： “來示謂滌公擬以藍頂花翎尊武侯；大非相處之道。長沙、瀏陽、湘潭，兄頗有勞，受之尚可無怍。至此次克復嶽州，則相距三百餘裡，未嘗有一日汗馬之勞，又未嘗偶參帷幄之議，何以處己？何以服人？方望溪與友論出處：‘天不欲廢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進之階，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則同知直隸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後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同知較知縣，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實非宿願；知府則近民而民不之親，近官而官不稟畏，官職愈大，責任愈重，而報稱為難，不可為也。此上惟督、撫握一省大權，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藍頂尊武侯而奪其綸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當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為世訕笑，進退均無所可，非積怨深仇，斷不至是。滌公質厚，必不解出此，大約必潤之從中慫恿，兩諸葛又從而媒孽之，遂有此論。潤之喜任術，善牢籠，吾向謂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諸我，尤非所堪。兩諸葛懵焉為其顛倒，一何可笑。幸此議中輟，可以不提；否則必乞詳為滌公陳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勘定，再議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藍頂加於綸巾之上者，吾當批髮入山，誓不復出矣” ； 左宗棠於是年三月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四月，來犯之太平軍敗於湘潭。七月，湘軍在岳陽大勝。隨後，湘軍出湖南援湖北，開始了十年的東征 。曾國藩匯保兩次戰役有功人員，準備列上左宗棠的名字。“擬以藍頂花翎尊武侯”；“武侯”，諸葛亮也，左宗棠素以諸葛亮自我期許，故自稱“武侯”。“藍頂”，四品官帽頂以藍寶石為飾；“花翎”，有功者蒙恩特賞之孔雀翎，也是官帽飾物。然則，曾國藩原計劃保舉左宗棠為知府（從四品），並求賞戴花翎。去年五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撫張亮基幕，以“防守湖南”功（即信中所謂長沙防守、瀏陽剿匪之功），得旨以同知直隸州（正五品）用。湘軍克復岳陽，撫署並未與謀，此時，左宗棠個人也未直接介入湘軍的後勤事務，曾國藩卻替左宗棠申請晉級，可謂是賄恩市德的不正之風。此前，曾國藩因不通人情、不曉時務兼且不明戰事，被他嘲笑為“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