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乃趁丁父憂的機會，撒手回湘。抵湘後，寫信給在江西繼續戰鬥的李元度，訴說對他的感謝和愧疚。所以感謝者，謂李元度三年間始終如一的支援；所以愧疚者，臨行匆匆，來不及用保舉的方式對李元度進行回報 。最後說，對於李元度的高情厚誼，“鄙人蓋有無涯之感，不隨有生以俱盡” 。為彌補這份歉疚，山居無職的曾國藩提出與李家“締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負義之心” ，並勉勵李元度（時已回鄉省親）“努力作人；明歲當與足下索侄女婿耳” 。在無法酬以官爵的時候，結為秦晉之好，庶幾稍能安慰比曾國藩小了十歲的李元度。 咸豐八年七月，曾國藩再度出山。十月，湘軍第一名將李續賓、曾國藩弟國華戰死於安徽三河鎮，“痛憤之餘”，曾國藩急召在家奉養母親的李元度，叮囑他“千萬速來” 。李元度不負期望，聞命即行，其時，李母“病殊未愈，將成半身不遂之症” 矣。李元度這次來營，曾國藩並未委任軍事，而讓他充任文案。因為，李元度雖在最困難的時候親臨戰陣，為湘軍穩住了陣腳，但他實在不是一個合格的軍事人才。李元度有一手“敏捷清挺無俗塵”的好筆墨，任“參謀”“可得一當”，並不適合“專以治兵” 。咸豐五、六年間的李元度，更像是軍無大將、聊以充數的廖化，客觀上不無作用，主觀上則不洽人意。略引五、六年間曾國藩對他的批評，讀者可觀大概： “足下專好說吉祥話，遇有小事不如意輒諱言之”（五年七月十六日）；此處批評李元度報喜不報憂，軍情不實，埋下諸多隱患。 “足下條理精細，而處事恆黯於大較；不解何故”（五年七月廿四日）；“仁弟論文，則按脈切理，絲絲入扣；臨事，則浮光掠影，曾無極深研幾之意”（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此處直揭作為文人的李元度能言不能行的痼疾。 “前此屢接函稟，言湖口賊不過千餘，他處探報亦然。近日尊處勝仗稟報前後共殺賊二千有餘；而湖城之堅如故，賊船之悍如故”（五年八月十五日）；“自撫（州）來者皆言城內之賊不過二千餘人，老長髮不過數百；前後書牘所報殺斃受傷之賊，殆以萬計，而賊焰轉張。頗不可解”（六年五月九日）；此處批評李元度謊報戰功。 “掘墳告示切弗再貼，尤不可用賤銜。凡舉事為千萬愚人所喜而為一二有識所笑，君子弗為也”（同上）；當日，江西民眾樂於“從賊”，群相呼應 。李元度不在安民、治軍上想辦法，卻提出一個挖祖墳的創意，希冀藉此懲罰“從賊”的紳民，他並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國藩的欽差大臣名義。曾國藩認為此種“辱及先人”之舉大為不妥，必為“有識所笑”，故加以勸阻，並特別囑咐不可冒用“賤銜”。 “麾下平江勇與恆態微有不同者。他處營官、哨官，各有賞罰生殺之權，其所部士卒，當危險之際，有愛而從之，有畏而從之。尊處大權不在哨官、不在營官，而獨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責一勇，則恐不當尊意而不敢責；欲革一勇，則恐不當尊意而不敢革。營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憚；欲罰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復知有營官、哨官。甄錄之時，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為客者逐’ 。營、哨之權過輕，不得各行其志；危險之際，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之，則無其事也”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此則批評李元度治軍不遵守湘軍“家法”，並在軍中大開地域歧視之風，為患實巨。湘軍“家法”，其本質在於三“宜”：文法宜簡，事權宜專，情意宜洽。李元度以文人治軍，最大的弊病就是做不到事權宜專。什麼是事權宜專呢？曾國藩說： “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為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為遙制。統領或欲招兵買馬、儲糧制械、黜陟將弁、防剿進止，大帥有求必應，從不掣肘”；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種徹底的層級責任制。湘軍內部，由勇丁而什長而哨官而營官而統領而大帥，層次分明，逐級負責；既不許越級報告，也不許越級指揮。形成這種制度的本質原因，則根源於湘軍的招募制度。嚴格按照湘軍營規來組建部隊，那麼，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什長以上的各級軍官皆有專權，皆負專責；而自士兵以至軍官，俱只聽命於其直管上級，心無旁騖，職有所專。上級對下級，只問點名是否應卯、遣調是否及時、作戰是否出力；而下級本轄之權，尤其是人事權，上級例不干涉。因為，治軍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目標，不過基層士兵於危險之際能夠懍遵軍令、以命相從而已；要做到這個目標，前提則在於日常訓練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紮實可靠；能否做好這兩項工作，又賴於各級軍官對本轄人員的有效管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