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門的領導人也如此;包括大學士祁寯藻在內的多位省部級高官,就都因不適應肅順這種“粗獷”的辦公作風,終日不安於位,汲汲求退。 肅順瞧不起同族,對待滿人高官,他的態度就更為嚴厲。高官而“刑死”,除了柏葰,還有一個耆英。耆英代表清廷簽訂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善後和約,出任兩廣總督,兼辦各國通商事宜,是“資深外交家”;咸豐八年,英、法、美、俄聯軍犯天津,耆英隨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前往議和。前此,耆英在廣東與英人交涉時,往往以私人決定謊稱為國家政策,既保持了“國體”,又“撫慰”了西夷。後來章奏被英人譯出,發現他說盡假話,於是“深惡之”;這次重逢,英人乃拒絕和他談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舊案,背上“矯詔”的罪名,遂“惶恐求去”,不等下旨就跑回北京。“於是欺謾之跡益彰”,從前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