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門的領導人也如此；包括大學士祁寯藻在內的多位省部級高官，就都因不適應肅順這種“粗獷”的辦公作風，終日不安於位，汲汲求退。 肅順瞧不起同族，對待滿人高官，他的態度就更為嚴厲。高官而“刑死”，除了柏葰，還有一個耆英。耆英代表清廷簽訂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善後和約，出任兩廣總督，兼辦各國通商事宜，是“資深外交家”；咸豐八年，英、法、美、俄聯軍犯天津，耆英隨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前往議和。前此，耆英在廣東與英人交涉時，往往以私人決定謊稱為國家政策，既保持了“國體”，又“撫慰”了西夷。後來章奏被英人譯出，發現他說盡假話，於是“深惡之”；這次重逢，英人乃拒絕和他談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舊案，背上“矯詔”的罪名，遂“惶恐求去”，不等下旨就跑回北京。“於是欺謾之跡益彰”，從前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