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差事”；丁憂在籍，是鄉紳；前侍郎的正二品官銜，則可以在和自巡撫以下的官場打交道時獲得尊重。出省以後，曾國藩經常慨嘆自己“不官不紳”的身份，導致辦事不順；建軍之初，卻正賴於這“不官不紳”的身份，免去了很多制度上的麻煩。法律規定，在籍官員不能干涉家鄉公務，他奉了旨，卻可以練兵、剿匪乃至查吏、辦捐；辦團經費，有官撥、捐輸兩種來源，諭旨規定“一切經費均歸紳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 ，他身無實授官職，恰好可以“紳耆”的身份上省要錢，下鄉勸捐；民團和官府、官兵之間，總會有這樣那樣的矛盾，他仗著前侍郎正二品的威望，可以出面調和。這種關係可以總結為：羅、王沒有曾國藩的支援，建立不了新軍；曾國藩沒有羅、王的湘勇，卻可以另行招募，建立新軍。所以，他才是湘軍真正的領袖。 但是，隨著這種關係的建立，曾、王之間的衝突也與之俱來。這種衝突，在表面上表現為制度與戰術之爭。 咸豐三年夏，江忠源助守南昌，兵力不夠，向湖南請援。羅澤南、江忠淑等人率湘鄉一千人、新寧（江忠源故鄉）二千人分兩路赴援。江忠淑初經戰陣，行軍不備偵探，在瑞州猝遇埋伏，全軍潰散。羅澤南所部雖然闖進城內，但是陣亡八十多人，其中包括其弟子謝邦翰等四人。這四個人是王錱的鄰居、同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錱聞訊大怒，“誓率湘中子弟慷慨興師”，“為諸人報仇雪恥” ，恰好與曾國藩擴建湘軍的思路不謀而合。但是，在誰統領這支部隊的問題上，曾國藩卻別有想法，他認為王錱雖然“忠勇冠群，馭眾嚴明”，但是“局量狹隘，只堪裨將” 。募集三到四千人的話，只能自統一營，其他各營需由他人管帶。王錱當然不覺得自己只是統領數百人之才（湘軍初期營制並沒有硬性規定每營五百人，而是上下浮動百餘人左右，粗別為大營小營），為此憤憤不平。 王錱的軍事才能，體現在實戰和理論兩個方面。實戰，則以平定省內暴亂和防禦太平軍進攻湖南為主要成效。湖南衡、永、郴、桂四州，在太平軍起事後，經常爆發大小不等的農民起義，“動輒帖粵匪之偽示，張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兒偷盜，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謀亂，毫無忌憚” ，王錱所到之處，次第平息。咸豐四年至七年間，太平軍從江西、兩廣等地屢次來犯（其中包括石達開率領的精銳部隊），王錱也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撐住了湖南一省的門戶。太平軍中，甚至有“出隊莫逢王老虎”的忌諱。理論方面，則在建軍初期，已經著成《練勇芻言》一書 ，對於軍隊的營制、職司、號令、賞罰和練法，都有詳細的規定。胡林翼曾在湖北重印此書，奉為鄂軍的圭臬 。左宗棠在王錱病亡後，接管了他的部將和士兵，營規制度也一併繼承，賴此肅清閩浙，鼎定西北。可見，王錱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統帥，當曾國藩奉旨北上援鄂，肅清江面的時候，自然應當帶上他，以為輔佐。可是，出征的名單裡，並沒有王錱的名字。這是為什麼呢？ 要解釋這個問題，不得不說說曾國藩被逼離開省城，移駐衡陽的事情。   。。
出長沙記
自從曾國藩三年元月到長沙，短短半年間，就把滿城文武都得罪了。 得罪文官，是因為他在行轅內設定的“審案局”。他的審案局類似於今天的“嚴打辦”，專管治安案件，凡有被舉報從匪、搶劫及其他嚴重違反治安管理條例的犯罪嫌疑人，統統屬於“審案局”承辦範圍。解到之後，只有三種處理辦法：“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審案局並不尊重正常辦案程式，即使已被州縣立案、尚未就審的嫌疑人，也是“聞信即提來”，“即時訊供，即時正法，無所期待遷延” 。不但一般“惡民”他要殺，“公務員”也不放過：“有上言胥吏貪恣，輒捕治斬之” 。他自覺為民除害，問心無愧，即使“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 ，而且“三月以來僅戮五十人，於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數” 。這是一到四月的資料，而到七月底再統計，審案局共殺掉二百多人 ，勢頭越來越“猛烈”，可以媲美古代酷吏了。但是，案子就是錢，案子就是人情，曾大人把案子都拿去了，全省上下，自布政使以至知縣的人情、案費就都不見了，人家能沒意見嗎？所以，長沙城中“文法吏大譁”，都看不慣他（當時官紳李瀚章、魁聯、朱孫詒、郭嵩燾、歐陽兆熊等都給他寫信，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抗議）。巡撫駱秉章也不以為然，想要制止他。但是皇帝支援他，還鼓勵他“務期根株淨盡” ，所以“未有以難也” 。 越俎代庖的治安嚴打，得罪了文官，恪遵職守的練勇治軍則得罪了武將。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