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這個規律時，史家是客觀和科學的，“人”逐漸被逐出了歷史的偉大運動。這當然是現代學科發展進步的結局。可是歷史記載的內容和精神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古代傳記體的史書常常記述人的自然德性，如勇敢、榮譽、智慧、功業等，在審視帝國的龐大身軀的時候，史家總是懷著對天道敬而遠之的清醒，“天行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王夫之說的更乾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他們心如古井，秉筆書寫帝國的莊嚴神聖、治亂興衰，判明善惡美醜，記錄君王、臣子、工匠、走卒、巨盜、刺客等言行事蹟。由是我們得知古老的風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潤於民族的血液之中，我們也才能夠體會到：那“耕種土地的貧農，其血管中有著好幾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