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住了“不戰”，而忘記了“屈人之兵”，忘記了戰爭的目的是使敵人屈服於你的意志，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說：“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認為，一定會有一種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傷亡就能解除敵人的武裝或者打垮敵人，並且認為這是軍事藝術發展的真正方向。這種說法不管多麼美妙，卻是一種必須消除的錯誤思想，因為在象戰爭這樣危險的事情中，從仁慈產生的這種錯誤思想正是最為有害的。”“如果我們發現文明民族不殺俘虜，不破壞城市和鄉村，那是因為他們在戰爭中更多地應用了智力，學會了比這種粗暴地發洩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不過，對於以戰爭致勝的可靠性的不信任只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我們的祖先在被迫面對戰爭的時候，卻也並不心慈手軟，甚至直白的出人意料。詩曰：“王赫斯怒、爰徵其旅。” 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這是兵家所能做的最簡潔最嚇人的宣言了。中國的儒者士紳並非從來都是像宋明理學興盛以後那樣手無縛雞之力的小白臉，平時袖手言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在中國古人的治國理念當中，已爵祿賞有功之人，使將士用命效死，是帝國穩固、天下太平的基本要求，有人說這是法家以利誘天下的權謀，其實儒家的賢哲也持有同樣的洞見，他們在講“隆禮”的同時，也絕不會忘記講“效功”，“慶賞刑罰，必以信”，管仲說過：“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之前，曹操在家閒居，無用武之地，於是“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覺賓客之望”，董卓亂起，曹操馬上興舉義兵，練師勤王，他用 “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 這樣的話做動員號召。曹操之所以能夠放下書卷，立馬就有本事訓練士兵，組織軍隊，上馬打仗，並非他有什麼過人的天賦，我們只有稍稍翻翻史書，就能發現類似的人物在史籍中俯拾皆是。這是因為一來中國的古代士紳總是側身於現實的政治活動之中，平素就有很好的政治訓練，文人的陳腐偏執之氣早就被改造的無影無蹤了。二來儒士們平時修習的六藝，秉持的德性，其功用和目的非常清楚，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 曾國藩之所以能夠以一“在籍侍郎，猶匹夫耳”的地位，一呼百應，蕩平天下，正是這種傳統的延續，當然這其中還牽扯到宋明以來儒學和中華帝國變遷的問題，這個問題過於繁雜，這裡暫且按下不表。先說說曾國藩和他的湘軍。 現在的人們之所以對曾國藩感興趣，很大程度上是把曾國藩當作一個權術大師，他的所有政治考量和作為，都被當作政客密不示人的厚黑心法。但事實上這種為人處世之道，以極端現實的眼光來考察和實踐政治執行的智慧和勇氣，可以說是我們這個千年帝國的最重要的支撐力量。倘若我們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修齊治平的學問，古人見之，不知做何感想。我們現在談論政治的時候，受商人和文人思維習慣的影響太深，對於政治或者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或者只知有蠅營狗苟的功利算計。 曾國藩苦心經營的湘軍，雖然足以打敗太平天國，但是要支撐一個帝國就有些力不從心，更談不上與世界列強爭雄天下了。因為湘軍實際上也是民團一類的組織，這支軍隊的不可持久深刻地孕育在它的產生和訓練當中。曾國藩曾這樣闡述他的練兵思想，他說：“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義也。第二、教之愛民，愛民必先保護閭閻，仁也。斯二者總須紀律嚴明，訓導有素，李撫部院倡之，全賴爾鼎、銘、春、樹各營官教之，戒之。淮勇將來為忠臣義士，為名將達官，是爾等數員教戒之功，若為驕兵悍卒，為害家兇國，亦爾等數員之罪。成敗禍福，繫於爾等營官數人之身，亦即在此立軍數月之內，此時不變昔年之惡習，則終不能變亦。”這樣做的結果，在湘軍的下層士兵中，並沒有職業軍人的信念，他們只不過是剛剛放下手頭農具的農民，他們之所以投軍，或者是為了保衛自己辛苦耕作的穀物和安穩生活，或者是為了從事一個比種田更有發展前途的高風險投機行業。這樣的一支軍隊相當於中世紀歐洲歷史上為害甚大的僱傭軍，時人就有譏評，說湘軍士兵 “喻於利”而已。所以在擊敗太平天國的前後，曾國藩就曾憂心忡忡地一再表示：“湘軍強弩之末，銳氣全消，倦飛思還。”，“鄂中兵事日壞，珂鄉難望安枕。”“近日各營弊甚多，不僅缺額事。鄂中積習有更甚於此間。若軍務不速竣，正不知遷流何極耳。”想來不是虛言。 所以事實上，湘軍和太平天國的較量從軍事上講是兩支民兵的較量，正規軍與民團的不同在於它有嚴格的紀律和規則，有其獨特的武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