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後臺”，公開登報，煽動迫害。姚文元夥同張春橋，誣陷迫害前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等領導幹部。1976年春，他把南京、北京等地群眾悼念周恩來總理，反對“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革命行動，誹謗為“反革命逆流”，“是沒落垂死勢力的掙扎和瘋狂反撲的一種表現”，“有一個地下資產階級司令部”。誣陷革命群眾是“反革命分子”。指使魯瑛派人蒐集材料，編寫《情況彙編》特刊，施行誣陷迫害。並在他的日記中寫道“要槍斃一批反革命分子”。姚文元還夥同張春橋，在1967年5月7日，支援原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製造濟南武鬥事件，鎮壓群眾，造成重大惡果。
上述所有大量的事實證實，姚文元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積極參與者，是這個集團的主犯，是這個集團的“喉舌”。
3。 被告人姚文元在事實面前，拒不認罪。他把他的反革命罪行，無理辯解為錯誤和嚴重錯誤，抵賴狡辯，推卸罪責。
根據我國《刑法》第92條、第98條、第102條的規定，建議特別法庭對姚文元的反革命罪行，依法予以懲辦。
接著，由被告人姚文元進行辯護。他在法庭上將他早就準備好的辯護稿，一層層展開，讀道：
“（1）我和林彪掛不到一起，同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更掛不到一起。（2）關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透過陳伯達、姚文元控制輿論工具這個控告，這在林彪這一部分是完全不符事實，在江青這一部分，我認為在主要的方面也是和事實不符合的。（3）起訴書指控張春橋和我誣衊上海市委、汙衊陳丕顯同志，希望法庭根據證據，說清楚張春橋要負什麼責任，我要負什麼責任。（4）起訴書指控王洪文去長沙那一次我有參加汙衊迫害周恩來總理之罪，這同事實不符。（5）到湖南去這一次，究竟是誰定的調子，到底去之前，我知道不知道，我請法庭根據事實加以判斷，根據法律加以衡量。（6）起訴書指控我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把群眾的革命行動，扣上‘反革命分子’，‘一小撮壞人’等的帽子，是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我認為我的問題同這個罪名連不到一起。（7）關於起訴書列舉的文章。文章並沒有把各級黨政軍領導機關的老幹部誣陷為‘走資派’，‘老走資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而是攻擊了一部分幹部。我覺得不能把文章中凡是使用‘走資派’這個名詞都叫反革命煽動。”
對姚文元第四次開庭 法庭辯論（2）
被告人姚文元辯護後，辯護律師韓學章發言，為被告人姚文元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辯護：
“本案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案件。在確定反革命集團中的各個犯罪人的刑事責任時，既要把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和從犯加以區別，又要把各主犯之間在反革命集團中所處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以區別。江青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為首者，被告人姚文元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姚文元的某些犯罪活動，是在江青指使下實施的。例如，特別檢察廳起訴書第10條指控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曾密謀策劃，由王洪文到長沙向毛主席誣陷周總理、鄧小平等搞篡權活動，阻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1980年11月26日法庭調查時，被告人王洪文供述：江青召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去釣魚臺一起密謀，並提出要王洪文去長沙向毛主席誣陷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11月26日王海容、唐聞生出庭作證時也說：江青於1974年10月18日白天和晚上兩次找她們到釣魚臺，要她們陪外賓到長沙時，把江青等人誣陷周總理、鄧小平的話轉達給毛主席。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召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到釣魚臺密謀策劃的是江青；決定要王洪文到長沙向毛主席誣告的也是江青；要王海容和唐聞生再次到長沙轉告的還是江青。因此，很明顯，在這一犯罪活動中，江青應負主要責任，被告人姚文元是密謀參與者之一。在密謀中，姚文元曾說過‘大有廬山會議味道’。當然要負一定罪責。但是，同江青比較起來，畢竟是有著重要區別的。根據罪與刑相適應的原則，希望法庭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指控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犯有策動上海武裝叛亂的罪行。起訴書第46條指控被告人姚文元於1976年5月7日，在北京對上海寫作組成員陳冀德說：‘文化大革命是暴力，###是暴力，將來的鬥爭也還是暴力解決問題’。陳冀德回上海後向馬天水、徐景賢等人作了傳達，因而起訴書認定，這是為上海武裝叛亂進行輿論準備。起訴書的這一指控，我們認為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