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電臺。
為此，1928年春，中央軍委舉辦了一個特別訓練班，抽調一批精幹的人員專門學習怎樣做秘密工作，怎樣堅持地下鬥爭，怎樣保衛自己和怎樣打擊敵人。同時，還對他們進行了秘密工作技術和秘密工作紀律的訓練。周恩來、惲代英等親自授課，培訓幹部。其實，早在此前兩年，中共中央就已秘密派遣顧順章、陳賡、陸離三人，前往蘇俄學習政治保衛知識和技能。顧順章、陳賡後來一度成了中央特科的領導骨幹。
為適應隱蔽戰線工作的需要，中央特科逐漸擴大和健全了自己的組織。它下設四個科：一科為總務科，負責總務、財政、交通等工作；二科為情報科，負責情報、偵察、反間諜等工作；三科為行動科，負責鎮壓罪行嚴重的叛徒，下設“紅隊”；四科為無線電聯絡科，負責電訊聯絡工作，並培訓黨的報務人員。
當時，中央特科的主要活動範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正是在舊上海十里洋場這種雲譎波詭、錯綜複雜的特殊環境下，中央特科的英雄們以大無畏的革命鬥爭氣概，採取非常的革命手段，對付反革命的種種陰謀，從而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共產黨人與敵人鬥爭於隱蔽戰線上的波瀾壯闊、驚心動魄而又鮮為人知的歷史畫卷。
正如陳雲同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在關於中央特科的座談會上所作的評述：
“特科是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的黨的戰鬥堡壘。特科是一個有戰鬥力的白區黨的地下組織。”
一、周恩來陳賡組建中央特科情報科
1928年的上海，依然籠罩著血腥味濃重的白色恐怖。
時令已到了四月。在這晚春尚寒的季節裡，陰霾的天空，似一張鈍灰色的幕布遮壓得人們透不出氣來。
在法租界畸形繁榮的霞飛路上，武裝巡捕們用鷹隼般的目光，肆無忌憚地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搜尋著。偶爾發現一兩個乞討的人，他們便揮舞警棍，張牙舞爪、如臨大敵般地撲過去，口裡還操著法語或半生不熟的華語罵罵咧咧……
不時地，一輛輛警車尖嘯著開過，震耳欲聾的警笛聲似天際的連珠滾雷般直捶人們業已繃緊的心絃。
一位年輕人似乎並未體味到這種緊張、恐怖的氛圍。此刻他仰倚在霞飛路邊一條弄堂口的躺椅上，悠閒、耐心地閱讀當天出版的《申報》。偶爾，他用眼角的餘光警惕地掃視一下四周……
這名年輕人，大約二十四五歲的年紀，給人印象強烈的是他那張充滿朝氣、輪廓分明的臉龐。一副碩大而高挺的鼻樑和一張結實圓潤的闊嘴，分明勾勒出了他清朗剛毅的性格。尤其那一對深似潭水般的雙眸，更不時撲閃著靈智而調皮的亮光，從而使他的整張臉透出一種不同於常人的精氣神。
他叫陳賡，湖南湘鄉人。1903年，他出生在一個解甲歸田的湘軍將領家庭。他的祖父陳益懷曾跟隨同鄉曾國藩東拼西殺。在血與火的戰爭故事薰陶下，不滿十四歲的他就棄筆從戎，做了一名湘軍士兵。但連年的軍閥混戰以及軍隊內部的腐敗，又迫使他離開湘軍，進入粵漢鐵路湘局當了名辦事員。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葉，毛澤東、何叔衡在長沙成立了共產黨組織。陳賡參加了毛澤東創辦的自修大學的學習。政治覺悟提高後，他於1922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後受黨組織的指派，於1923年底考入程潛任校長的廣州陸軍講武學校。次年5月，轉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1925年2月起先後參加了兩次東征###陳炯明的戰鬥，並在第二次東征攻打華陽之役時，救過東征軍總指揮蔣介石的命。隨後，擔任黃埔軍校步兵科一團七連連長。
1926年9月，陳賡被黨中央派往蘇聯遠東地區學習政治保衛工作和武裝暴動經驗。翌年2月回國，隨後擔任北伐軍唐生智第八軍的特務營長。
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陳賡隻身隨周恩來趕往南昌，參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和李立三一起擔負起義總指揮部保衛工作。後擔任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一營營長，隨起義軍撤往贛南會昌時左腿負傷。隨後輾轉潮汕、香港到達上海。
陳賡到達上海的時間是1927年的10月間。透過新婚妻子王根英，他很快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
王根英，自幼家貧，十一歲就到日商辦的恆豐紗廠當童工。她1925年入黨，參加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並當選為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人民委員。不久，作為上海黨的代表，她參加了在武漢召開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