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中共中央特科，這個字眼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可能還相當陌生。這個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頗具神秘色彩的機構，最早出現於1927年，到1935年，它共存在了九個年頭。它的締造者，就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從事軍事活動，新中國成立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周恩來。
熟悉中國現代革命史的讀者應該知道，1927年對於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來講是一個充滿災難的年頭。當年輕的周恩來剛剛成功地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作為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買辦代表的蔣介石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政治盟友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突然襲擊（即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迫使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當時的“赤都”武漢。此時，國民黨的“左派領袖”汪精衛表面還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陳獨秀推行右傾投降主義，對反動勢力危害黨的跡象喪失警惕。周恩來為保衛黨中央的安全，在他領導的中央軍委內部設立了特務工作處。特務工作處下設四個股，即特務股、情報股、保衛股和土匪股。其中，土匪股負責與各種幫會組織聯絡，收編土匪和散兵遊勇。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終於撕掉了“左派領袖”的偽裝，公開清共，並宣佈寧漢合流。由此，中國大革命宣告失敗，革命形勢由高潮轉入低潮。
由於蔣介石、汪精衛的大肆屠殺，中###員人數由原來的五萬七千人銳減到不足一萬人。同時，也由於蔣介石在全國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政策，中國共產黨的活動被迫由公開合法轉入到地下秘密狀態。
為了更安全地堅持革命鬥爭，這年夏秋之交，中共中央被迫由武漢遷往上海的租界。這時的上海各種反動勢力比較集中，尤其在中共中央藏身的租界，英法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建立了自己的“殖民政府”（當時，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工部局”，法租界的叫“公董局”），還有自己的武裝部隊（即“上海外僑義勇隊”），以及警察（即巡捕房的巡捕、便衣偵探）、法院、監獄。但上海畢竟是全國最大的城市，也是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經濟、外交和文化的中心。這裡人口密集、工商業發達、文化教育事業集中。經過“五四運動”、“五卅慘案”以及大革命時期的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戰鬥洗禮，佔到全國產業工人近四分之一的上海，成為了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以來，基本上以此地為依託，先後召開了黨的一大、二大、四大，指揮和領導著全國各地的革命運動。
上海租界這種特殊而複雜的情況，的確給中國共產黨人開展革命活動帶來了較為有利的條件。中國共產黨人利用租界地區華洋雜居、政出多門及相互間的各種矛盾，利用租界地區街道四通八達、容易轉移疏散，利用租界地區人口複雜、魚龍混雜、不查戶口等各種社會空隙和有利條件，尋找掩護的職業和場所，設立黨的機關，進行秘密活動。而且，租界“國中之國”的特殊性，使它同國民黨當局之間成了“國與國”的關係。國民黨的警察、憲兵和特務不能進入租界執行“公務”，更不能在租界開槍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產黨人，國民黨當局只能透過法律程式進行“引渡”，不能隨便提走。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動在這裡的共產黨人的“安全係數”，也為中共組織營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種種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但是，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以及追隨他們的幫派勢力，是不能任由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和發展的，他們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共同對付革命力量。於是，無論租界、華界都軍警（巡捕）遍地，崗哨林立，同時，暗探、工賊和叛徒四處鑽營，撒開一張張有形和無形的網，伺機瓦解和破壞革命活動。
因此，如何有效地保衛處於秘密狀態、處境極其險惡的中央領導機關，使其安全地指揮全國革命，就成為當時政治保衛工作的當務之急。就是在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下，周恩來首倡在原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的基礎上建立中央特科這個政治保衛機構。在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中央決定周恩來（發動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後，歷盡艱險，輾轉由廣東、香港到達上海）繼續擔任軍委書記，並負責籌建中央特科。周恩來根據自己領導地下鬥爭的豐富經驗，親自主持設計，對中共中央政治保衛機構進行調整，在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的基礎上建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出現，標誌著中共中央政治保衛機構的正式建立。
當時，周恩來規定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務是：保證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收集掌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