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的道德問題，實際上是有限度的問題。那些極端自私的人會被立即解僱，不論採取何種特殊形式的利己作法，是蠻橫地對待對手還是擺出道貌岸然的姿態。那些披著美德的外衣折磨別人又善於洗刷自己的人，那些道貌岸然坐地行劫的貴族，與商界的搶劫貴族一樣彼人蔑視。白領、藍領不是道義的標誌，牧師的衣領也不是什麼道義的標誌。
政界的競爭比商界、教育界或者新聞界更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不是因為政界更富於競爭，而是競爭更公開的兩大領域是體育界和政界。在其他領域裡，競爭同樣激烈，但較為隱蔽。從我自己也認為有偏頗的見解看，當賭注涉及到政府政策，甚至國家生存的大問題時，競爭較為高尚些，賭注下到某種穀物的特種商標銷售份額或電臺、電視聯播節目是否受歡迎的調查戰上，競爭就不那麼高尚。我多次發現，同是那些玩弄聯播遊戲的評論員們，在評判我們這些人時，就變得虛偽起來。
在大眾哲學領域中，最熟悉的爭論之一是目標正確就證明手段是正當的。有時談得很深奧，但大部分討論是膚淺而愚蠢的。
宣稱目標正確就證明任何手段都正當是荒唐的，說其他本來不能接受的手段，現在是一個偉大的目標所需要的，這同樣是荒唐的。那些手段永遠不能證明它是正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類為打敗軸心國的侵略而付出的代價是驚人的——幾千萬人遭殺害，成為殘廢、或被餓死——但是這個目標證明付出代價是正確的。如果不同希特勒戰鬥或是戰爭失敗，情況會更糟。
任何時候，一位領袖都必須權衡後果：這是領袖的第二個本性。他不能束縛在武斷的僵死的條條框框裡：在截然不同的形勢下，也不能被那些不承擔責任的人捆住手腳。
無論是手段還是目標，都不能單獨作為衡量領袖人物的尺度。沒有一個偉大的計劃，就不會站在前列，領導能力必須服務於目的，目的越崇高，領袖潛在的形象就越高大。但是光有目的是不夠的。他必須取得成功，必須有實現崇高目標的方式來保證成功。他決不能採用有損於或使這種目標蒙受恥辱的手段。如果不能成功，他的事業和歷史都將遭到失敗。
我們稱亞伯拉罕·林肯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他確實當之無愧。但他又是頭腦清醒的實用主義者，一個十足的政客。他的實用主義和政治手腕使他的理想得以實現。作為政客，從本質上講，象作贊助人一樣，他的行動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作為實用主義者，他只是在南方各州中而不是在還留在北美合眾國內的邊境各州里解放奴隸。作為理想主義者，在重大危機時刻，他心力交瘁地維護北美合眾國。為了這個目標，他違反法律、干預憲法、專橫地攫取權力、踐踏個人自由。他辯解這是必要的。1864年，他在一封信中解釋為什麼粗暴地踐踏憲法時，寫道：我維護憲法的誓言賦予我這樣的責任，以一切必要的手段來維護政府，維護國家，手段之一就是這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國家不復存在，憲法還能儲存嗎？一般他說，生命和肢體都必須保護。但人們常常為了挽救生命而截去肢體，決不會為了儲存肢體而捨棄生命。我認為，本來是不合法的或者說是不符合憲法的一些措施，從維護國家考慮，就成為維護憲法不可缺少的了。無論是對還是錯，我認為這就是理由，並且現在仍然堅持這種看法。
四十多年前，馬克斯·勒納為馬基亞維利的著作寫了一篇出色的序言。在序言中，勒納提出了我們“一聽到馬基雅維利的名字仍舊有點戰慄”的一個原因：我們認識到他描繪的現實確實是現實；人們無論在政界、商界活動中，或在私生活中，並不是按職業道德行事的……馬基雅維利今天使我們面臨這樣的困境，即如何使民主手段和民主概念去適應世界的要求。在這個世界中，從未有過的赤裸裸的強權政治支配著外交領域，左右著國內寡頭執政者的權力鬥爭。
很難對勒納的結論提出異議：
讓我們弄清楚一件事：作為準則，理想和道德在政治活動中都是重要的，但作為手段，它們幾乎是無力的。成功的政治家是一名藝術家，他關心公眾情緒的細微差別，留意各種工作方式的相似處，注意估計政敵的策略，並重視透過妥協和讓步把自己一方團結起來的艱苦工作。宗教改革者經常能成功地把公眾道德提高到接近某些倫理標準的水平，但作為政治家，他們從未取得成功。
人們經常說，在任何領域中，包括政治領域，取得成功的關鍵是“振奮精神”，然而，我所知道的大多數偉大領袖都是出色的演員，儘管只有戴高樂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像偉大的舞臺表演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