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例，而其他人是根據上一次戰爭來思考問題的。針對馬其諾防線的弱點，機動靈活是關鍵，這也是麥克阿瑟的太平洋戰略的關鍵。今天回想起來事情是顯而易見的，俱在當時卻並非如此。
偉大的領袖們是這樣一些人，他們首先在回顧中，也僅僅是在回顧中，看到那些顯而易見的事物。他們既有意志力又有權威，並以此推動自己的國家前進。三十年代的戴高樂，還沒有那種權威，但他當時顯露出這些特點，對他後來獲得權威，或許是至關重要的。在四十年代，麥克阿瑟有這種權威。如果戴高樂早一點有這種權威，邱吉爾在英國也有這種權威，那麼歐洲的歷史可能不是這樣，也可能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三十年代，戴高樂和邱吉爾是有遠見的——可悲的是在此之前歐洲還沒有走過艱難的道路，認識不到他們是正確的。
理論家喜歡抽象地看待權力。領袖們知道得更確切，權力使他們面對現實。教授們可以馳騁於荒誕的艱深的學科領域，而掌握權力的人，都要把眼睛牢牢地盯在結論、影響、效果上，他們要處理具體問題。
好萊塢的劇作家們透過銀幕和電視影響美國人的自我認識，他們也對權力饒有興趣，著意於嘲諷高階官員——無論他們是軍界、商界或是政界的人物。高階官員不能象坐在令人眼花瞪亂、激起遐想的滑行鐵道上，漫遊虛幻世界，那樣的話，他會被看成是古板守舊的、愚蠢的、退鈍的。他不能象生活在一個虛假的或是理想的世界裡那樣處事，他必須應付現實世界中不盡完美的一面。看起來，他對自己周圍的苦難似乎無動於衷。事實上，他並非對弊端漠不關心，他得親自關心那些真正有助於減輕弊病的事，即使是漸進的、毫無戲劇性的。好萊塢可以作作姿態，高階官員則要實實在在地幹。
從運用策略和治理國家來看，權力意味著幾千甚至幾百萬人民的生與死，興盛與貧困，幸運與悲劇。任何握有權力的人都不能忘記這一點，儘管有時他有意忘記它。權力能在不同方向上為開創和推動歷史提供機會。對了解這一點的人來說，很少有什麼樂事能比得上權力。那些尋求幸福的人，不會得到權力，即使到手，也不會很好地運用它。
一位古怪的觀察家曾經評述說，喜歡法律和香腸的人不必注意法律是如何制定、香腸是怎樣製作的。
同樣，我們敬佩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就，但對於他們成功的方法卻往往視而不見。人們常向小學生講述喬治·華盛頓和櫻桃樹的故事。道德家讚賞威爾遜的“公開契約，公開達成”的理論。埋在扶手椅中的自命不凡的權威們，要求領袖們“堅持原則，決不妥協，要做政治家，不要當政客”。
在這個現實世界中，政治就是妥協，民主就是政治。任何想成為政治家的人，首先要成為成功的政客。一位領袖必須面對現實情況下的人民和國家，而不是去應付理想中的人民和國家。由此可見，作為領導應具備的品質，無須讓孩子們竭力去仿效——除非想要他們當領袖。
評價一位領袖，涉及到他的行為特點時，關鍵不在於這些行為是否吸引人，而是是否有用。狡詐、自負、偽裝——在其它場合下，可能不吸引人，但對於領袖來說，或許是必要的。
他需要狡詐以便把利益衝突的各個集團捏合成不斷變動的聯盟，這種聯盟是進行統治所要求的。要給公眾留下適當的印象，某種程度上的自負也是必要的。為了在關鍵問題上取勝，有時又需要某種偽裝。在得到公認前很久，戴高樂私下吐露，他認為獨立是阿爾及利亞的唯一抉擇。羅斯福一邊談論美國不捲入戰爭，一邊卻在運籌美軍參戰。
一個領袖應當走在前邊，走在公眾輿論的前頭，但不可太遠。力圖將公眾團結在自己周圍的同時，他往往得藏一手，露得太早，就要為這場遊戲付出代價。戴高樂寫道：政治家“必須懂得什麼時候偽裝，什麼時候坦率……他發現只是在上千次的詭計和一本正經的許諾之後，自己才被委以全權的。”他還強調說，“每一個實幹家都有相當程度的自私、驕傲、強硬和狡詐。但是他會得到諒解——事實上，如果他能把它變為達到偉大目標的手段，還被看作高尚的品德。”
領導素質中有些一般人不讚賞的方面，不僅存在於政界。我認識一些商界的領袖，他們象政客一樣的冷酷；也認識一些宗教界和學術界的領導人，他們搞陰謀詭計，欺騙和擺佈別人，無異於華盛頓的官僚。事實上，從學術界進入政府又回到學術界的人常說，大學裡的競爭、傾軋比政府中更兇殘更卑鄙。學術界更偽善，更談不上神聖。
但是，無論在哪種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