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1265年，高麗人趙彝向忽必烈建議：“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
所以說，高麗人趙彝來到大都，是忽必烈決心向日本派遣招撫使的一個重要契機。
趙彝出生在高麗鹹安（今屬韓國慶尚南道），鹹安與日本隔海相望，趙彝又通曉數國語言，他被蒙古征服者從高麗帶回大都之後，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
據中國《元史》的說法，忽必烈是聽了他的建議才有了招撫日本的計劃。
還有一種說法是：當時，忽必烈在中國大陸最強大的對手南宋王朝與日本有著緊密聯絡，如果能夠成功招撫日本，就可以使南宋政權陷入孤立。
不能誇大這個因素——宋日之間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保持在民間貿易階段，日本自顧尚且不暇，為南宋提供有效支援的可能性極小。
但由於歷史和地理的侷限，資訊不對稱，又使得忽必烈很難清楚地知道宋日交往的真實情形。
我們就只能進行合理的推測：聽信趙彝所說的宋日交往的頻繁和密切只是忽必烈派遣赴日使者的促因，其最根本的動機，恐怕還在於忽必烈內心深處無法遏制的征服野心和建立“遠邁漢唐”偉業的慾望。他希望能像漢唐帝王那樣，與日本重建朝貢關係，這樣就能在漢人心目中樹立自己的合法形象。
忽必烈的這種氣質，使得他所開創的元代成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以極其主動的姿態向周邊區域全面擴張的王朝。這一點，讓元代與其他王朝有明顯區別。
公元1266年8月，忽必烈派出兵部侍郎黑的為國使，希望在高麗的配合下，對日本諭以聖意，希望該國統治者能識時務，主動與蒙古交好。
在日本方面，全國上下，從幕府到朝廷再到民間商人，可以說對這場即將到來的世紀風雨一無所知。但是一個人除外——他就是日本佛教日蓮宗創始人日蓮上人，早在公元1258年他就寫成一本奇書，預言日本要遭受外來入侵。
但是，日蓮上人的預測並不是建立在事實和情報基礎上，而是根據日本版“天人感應”學說做出的先知式推測。
佛教從中國傳到日本後，在日本又衍生出許多新的宗派，並逐漸為武士階層所接受，成為抗衡宮廷貴族、服務武家統治的新型意識形態。由日蓮上人所創立的“日蓮宗”以中國“天台宗”為源頭，以其頗具日本特色的教義與政治理念，在日本佛教發展和整個社會程序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公元1257年，蒙古西征大軍圍攻巴格達，南下大軍平定大理國繼而轉攻安南，忽必烈受蒙哥大汗之命進攻南宋鄂州城（武昌）。
同年，日本開始遭遇天災，五穀不收，萬民受難，這場天災一直持續到公元1259年，即蒙哥大汗親征南宋釣魚城戰死那一年。
日蓮上人在第二年寫成《立正安國論》，這便是那本驚世奇書。它透過宗教邏輯的推演和對日本社會矛盾的分析，預言日本將要遭受嚴重外患，並將之上呈給北條時賴任“執權”的鎌倉幕府。
一時間，引起重大爭議。
《立正安國論》採用駢儷漢文，以主客問答體裁展開，由宗教信仰敘述到國家政治改革，以天災地變說治世安國之要道。他認為之所以各種災害不斷，乃因違背《法華經》正法，唯有弘揚法華之妙法，才能消除災難，始為立正安國之道，故名“立正安國”。
三 忽必烈很生氣（2）
《立正安國論》“略本”真跡由中山法華經寺收藏，其“廣本”真跡藏於京都本國寺。日蓮上人所提交的《立正安國論》與中國漢朝的“天人感應學說”有著類似的邏輯思維，應該說無甚新意，但巧合的是，他準確地預見到日本此後遭受蒙古來襲甚至幕府發生內亂的歷史事件，以至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批日本軍國主義者，把日蓮上人塑造成所謂的“憂國聖人”而大加吹捧。
忽必烈要求高麗配合蒙古朝廷說服日本，但是高麗的態度是非常矛盾的，甚至可以說高麗人並不贊成蒙古征服日本的決策，因為高麗擔心會被捲入戰爭。
此時，經過蒙古連續三十年的打擊和削弱，高麗已經被忽必烈徹底征服，而與此同時，高麗常年受到日本海盜侵襲。
這一時期的日本海盜可視為“前期倭寇”，由日本對馬、隱歧、肥前等地的漁民和農人組成，他們在糧食歉收或遭遇饑荒的年份，武裝起來乘船至朝鮮半島南部沿海，劫掠米糧。
公元1223年，即蒙古軍團幾乎把金國在黃河以北所有領土侵蝕殆盡的那一年，在高麗南部的金州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