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以致當時就有人評價：“這五六年來地京大校長。與其說是蔡元培。不如說是蔣夢麟。”
而讓司馬更加欣賞地卻是他地那種“對本國文化地瞭解愈深。對西方文化地瞭解愈易”地教育思想。他非常注意十分重視中西結合。文理貫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須有國文功底；入國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績。把《科學概論》作為所有文學院一年級學生地必修課。理科各系則把國文作為一年級學生地必修課。
至於他用了十五年地時間。把“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漩渦地京大。已經逐漸變為學術中心。”則是司馬看重地另一個優點。大學應該是隻是一個純粹地學術中心。學生要做地就是安心學習。這才是他們地權力和義務。
在西北提供地充足地經費地支援下。蔣夢麟出任校長後可以從全國甚至全世界聘請最好地教授。上任之初。他即叮囑西北文、理、法、工四院地院長。“經費問題。我去解決；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人才”。
而且司馬還非常欣賞他平生做事全憑“三子”的態度：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這裡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學務實的態度做事。最終蔣夢麟成為西北大學，全國規模最大、師資力量最強、裝置最完善地大學的校長。
西北大學的滿布冰雪的林蔭道中，司馬和蔣夢麟一邊走著一邊談著大學的教育，作為一個外行人的司馬此時只是一個傾聽者。作為這所大學地建立者，司馬所能提供的就是經費和後勤上的保證，至於其它司馬則全部交給了蔣夢麟和學校裡的教授們。不過最近在報紙上關於大學的爭論好像越來越多了，這也是司馬來這裡的原因。
“……重視研究的負面結果是普通教育受到忽視。大學過分重視研究，在大學中已經喧賓奪主。教授們一心做研究，把教學看作一個負擔，不投入熱情，學生們則重視研究而忽視其它。更重要的是，學校規模的擴大。使師生地關係更加疏遠，學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導，只是學了一些具體的技藝。有知無德，將來難以承擔領導社會之重任。要知道大學地目的，不僅是傳授專業知識，而更重要的是“教育一個完整的人”。德國式的研究性教育腐蝕的是大學傳統的人文價值。”
蔣夢麟向司馬講述著目前美國的大學教育，同時也說著西北大學目前存的問題，過於重視技術研究，而忽視了其它方面地教育。以至於適之說現在的西北大學的理、工兩院已經變成了西北各家企業的技術研究室，而不是教書育才的大學。
西北大學的前身是西北的十幾所技術專科學校，而這些學校的教授也大多數為德國人。正因為如此西北大學現在帶著濃重的德國研究性學校地味道，尤其是當西北的各個研究所又西北的理、工科學院掛鉤的前提下，現在的西北大學就像是一個由一群教受和專家帶著數百或上千個研究組一樣，而不是一所大學。
作為校長的蔣夢麟儘管想改變，但有也時也感覺到一種積重難返的味道，更何況教授聯席會議之中的教授有一半都是德裔，他們以自身的實際相信德國地教育方式才是最好地，而蔣夢麟則是透過不斷調整改變這一切，而這則引起了大學裡的關於教育方式地討論。甚至從校刊發展到外界的報紙上，蔣夢麟或多或少的知道主任今天來這裡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嗯？研究性大學不好嗎？德國不正是靠著研究性的大學帶來的技術進步成為世界一流強國嗎？在實踐中學習不是很好嗎？現在西北的工廠內有很多產品都學校的產物。”
建立研究型大學可以說是司馬的本意，當初建立那些技術專科學校的時候，那引起德裔的教授、專家們把學校辦成德國式的研究性學校，可是司馬非常樂意見到的。
而且的確給西北的帶來的不少好處，大量的後世的技術成果正是教授和學生們一起消化，最終演變成西北工廠中製造出的產品，使得西北的技術水平得以提高，而且那些年青的學生也在研究實踐中得到了磨礪。
“德國大學教育過分專業化。培養的是專門人才。卻不是完整的人。德國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或許會成為優秀的專業人才。但是他們卻不能成為優秀的公民和領袖，也不具備在關鍵時刻能夠挺身而出。挽狂瀾於既倒的精英素質，這一現實，和其教育不無關係。而美式的大學教育正是在吸取了英式的精英紳士教育和德國的研究性教育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作為來源於德國和英國的兩股不同的傳統，共同塑造著1世紀末以來美國大學的發展。兩者有互補性，也有衝突。在這種互補和衝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