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艱苦時候，經濟困窘幾乎將永利川廠壓垮，甚至到了每人每月只發給白米3鬥，每3口人發1塊銀圓的零花錢。範旭東和他的永利仍激情未減，繼續生產抗戰急需物資，直至1945年10月4日，範旭東在重慶逝世。
通變求新“寶古佬”
邵陽舊稱寶慶，“寶古佬”是世人對“邵商”的特殊稱謂。淳樸、正直、重義、團結、勤勞、睿智、拼搏、時尚，這是“寶古佬”的重要特徵。這些無一不閃爍著湖湘文化奮發進取，好為人先，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光輝。
王瑞燮與張茂盛在《“邵商”崛起“密碼”》列舉“寶古佬”萬里行商走天下的諸多理由。說寶慶（邵陽）人窮則思變。寶慶人不沿江、不沿海，人多地少、資源匱乏的現實，迫使邵東人背井離鄉打天下。寶慶人做活市場振興經濟，發家致富壯大創業有其文化淵源。強烈的發家致富慾望，驅使寶慶人投身生意場，且樂此不疲。“霸蠻”與吃苦耐勞是寶慶人的優良傳統。寶慶人的“生意經”即創業文化成了湖湘文化的一部分。寶慶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發源地之一，更是湘軍的發祥地。湘軍的崛起，與湖湘本土民風民俗、心理性格等社會心理文化（如山民的剛烈、倔勁）緊密相連，更與湖湘文化的薰陶密不可分。“寶古佬”的商業文化心理，也是湖湘文化心理。一方面，他們繼承了湖湘文化中“敢為人先”、“自強不息”、“通變求新”等優良傳統和“湘軍”等精神，在發展商品經濟過程中，他們將這些優良品質發揮得淋漓盡致。在資源相對匱乏的生存環境下，寶慶人特別是邵東人求變求新，敢為人先，紛紛棄農從商，成群地走出家門謀發展。在經商創業中，能從最小最少最苦最勞的做起，跋山涉水，吃苦耐勞，鍥而不捨。另一方面，在湖湘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政治軍事與商業經濟總是跛足前行，說白了就是湖南人帶兵打敗玩政治是一流的，而做生意不怎麼的。現在的邵陽人繼承併發揚了湖湘文化中的商業基因。在繼承湖湘文化中的經濟基因的同時，自覺進行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突破和創新，創造性地將湖湘文化中“憂國憂民”、“為民請命”等政治思想轉變為關注國計民生、重視衣食住行的經濟觀念，把湘軍“經邦濟世”的革命目標和任務轉換為和平建設的經濟籌謀，把前輩湘軍搞政治、打仗的精神和力量移植、應用到搞經濟和經商上來。
80年代，邵陽湧現了一支龐大的遊商部落，這便是當時的“溫州模式”——“邵東現象”。他們從小買賣的“扁擔經濟”起步，設場立市，在商貿流通領域，30萬邵東行商縱橫馳騁，足跡遍及全國，並遠涉東南亞、俄羅斯和歐美等地。90年代，一批批邵東商人透過商貿達成的原始積累，逐漸向多元化領域滲透，進而創造了“商業城、工業鎮、專業村”的發展模式。
改革初期的“邵商”，面對“姓社姓資”的激烈對峙，面對私營經濟的喜惡判斷，表現出了一種在那個時局少有的前瞻、敏銳、活絡和堅韌。邵陽人以他們特有的財商稟賦，打破了世俗觀念，樹立了湖湘人既能打仗又能經商的新形象，給世人展現了湖湘文化的新視野。
今天，“邵東現象”仍被視為一場對計劃經濟舊體制、舊觀念的突圍，而成為新湘商一面具有象徵意義的旗幟。今天的邵陽，共有近100萬人外出經商創業，其中個人總資產超過100萬元人民幣的邵商已有30萬人。一脈相承的湘籍企業家群體，作為一種新生經濟力量正在商海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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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人情結：獨有武俠癖（1）
血型學理論有種論斷：O型血的人具有領導力和拓展力，能立刻將計劃付諸實施，強烈的好勝心與佔有慾也會在行動中推波助瀾，過程中面對逆境不折不撓。A型血的人像岩石一般的堅固，偶爾爆發如山洪，奮鬥、抗爭、犧牲，極具英雄主義氣概。這種兩種血型的人都具有尚武“血性”，浸潤著霸蠻、豪俠、堅韌、駭世、剛果等性格因子。
A、B、O與AB這四種血型中，湖南人所持有的比例分別為，、、與。其中A型和O型佔，其他省份則都低於50％。
因此，湖南人有武俠癖（病）。
數千年來湖湘大地歷經了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社會制度的變革，曾遭到過外敵的強勢滲透、侵入與顛覆。冷兵器時代，儘管沒有像海洋那樣相對蠻夷的屏障，但鐵蹄之下，湖南沒有被外族同化，沒有變成其他省份一樣的面孔。
湖湘文明能生存乃至發展，依靠的是湖南人強勢抵抗，依託的是湖南人的尚武精神，依護的是湖南人不怕死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