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報告，二戰區司令部參謀處作了軍事報告，精建會辦公室主任裴琛作了軍政民視察報告，閻錫山以會長身份，作了題為“抗戰最高峰”的政治報告，提出“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主張，是抗戰的獨生湯，實現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是抗戰的最高峰”，積極謀求“抗戰復興”。
會議期間，新舊兩派在討論“民族革命同志會”公約時，發生激烈的爭論。爭論的主要點是民族革命之目的“在爭取抗戰之勝利，一直做到民族之復興。”舊軍政人員贊同閻錫山的主張，認為民族革命的任務與目的，是由抗戰到復興；而新派（即犧盟會）則認為民族革命，只能是抗戰勝利，抗戰以後的復興，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範圍，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新舊兩派矛盾日趨尖銳，日益公開化。
新派每晚都回上葫蘆村政治部開會，研究對策；舊派軍政高階幹部，則每晚在河灘裡王靖國、邱仰浚住處開會，發起成立“同志會幹部組織”（簡稱“同幹”），以對抗犧盟會和決死隊。因成立於河灘，故稱“河灘組織”或“河灘會議”（1943年2月改為“同志會基本幹部組織”，簡稱“基幹”）。
在一些原則問題上，新舊兩派唇槍舌戰，互不相讓。正如當時秋林街頭出現的一幅漫畫：閻錫山騎著毛驢，席尚謙手拉韁繩，口吹喇叭，吹出“*”二字，楊貞吉（特務頭子）腰插板斧隨在驢後，板斧上寫著“特務”二字。這幅漫畫，實際上為新派揭露舊派所作。
閻錫山面對新舊兩派的鬥爭，表面上表現出極大的剋制態度，不但未追究何人所為，而且高唱“新能存在，舊必滅亡”，實際上是支援舊派的。此時，新、舊兩派雖有矛盾，但未公開決裂，閻錫山欲借“民族革命”的旗號，以“同志會”的組織形式維持統一的局面。
兩次古賢會議
1938年5月16日，閻錫山因與衛立煌會晤，便由中市沿黃河東岸北上，到達古賢村（屬吉縣）。途中他作了一首《圖存》詩：
立國全憑未雨綢，強鄰謀我何時休？
適應環境早為計，民信兵足與政修。
這首詩埋伏了他“抗戰”求存的思緒，可以說是他當時內心的表白。他以為中日戰爭短期之內恐難見分曉，因此，應當根據形勢的發展及時考慮未來立國時的“存在”問題。
主意打定，閻錫山便開始付諸實施，首先重整他賴以“圖存”的武裝——晉綏軍。晉綏軍相對山西新軍來說也即舊軍。舊軍是他幾十年苦心經營一手培植起來的，是他統治山西的支柱，儘管這支軍隊“存在著種種弱點”，戰鬥力不強，但是，在他看來要維持自己的存在，還得依靠這支軍隊。
7月1日，閻錫山在古賢村秘密召開晉綏軍高階將領會議（即第一次古賢會議）。會議一開始，他對與會的師長以上軍官說：“這次會議，是給你們開追悼會的。但是如果你們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說是慶生會。” 與會者一時個個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閻錫山見將領們莫名其妙的神態，接著解釋道：“你們的作戰方法，是同敵人死拼，現在你們的力量，已大大地減少，再這樣下去，不到3個月，你們就全完了。所以預先給你們開個追悼會。” 同時，他又說：“抗戰以來，我們抗光了，唯獨八路軍不但不減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犧盟會、決死隊和共產黨八路軍合作，今後還有我們晉綏軍立足之地嗎？”這番話是用激將法使舊軍將領認識到革新軍隊，發展自己的必要。為此，他強調說：“欲抗敵的成功，必須先求軍隊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須以弱變強；欲成功，須以弱勝強。” 而要以弱變強，就是軍隊要政治化，加強政治領導，使官兵打成一片，成為洋灰鋼筋的團力。為此，他一方面要求舊軍用政治動員，合理統御等措施來發揮士兵的創造性，實行避實擊虛，不失機不吃虧的作戰原則，靈活地消滅敵人；另一方面決定以“說服行政”“強民政治”的方法，使軍民配合，打成一片。
三、扶舊抑新（4）
會議還討論瞭如何充實舊軍的問題，決定將原來準備給決死隊兩個軍的番號（第33、34軍）撥給舊軍，將第71師擴編為第33軍，教導2師擴編為第34軍，由孫楚、楊澄源分任軍長。
9月25日，閻錫山又在古賢村公開召開由軍政民幹部參加的“抗敵行政工作檢討會議”（即第二次古賢會議）。會議進行到10月8日，共舉行大會7次，透過了他親手製定的《抗敵行政十大綱領》《抗戰人員必戒二十條》和《抗戰必要條件六項》。
《抗敵行政十大綱領》被閻錫山稱之為“這個會議最重